七年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吳鐵城

劉維開*

 吳鐵城,人稱「鐵老」,早年參加革命,於辛亥年策動九江獨立,江西光復。民國成立後,歷任黨政要職,政務方面,追隨孫中山護法,曾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廣東省警衛軍司令、大本營衛士隊隊長、廣州衛戍副司令等職;北伐統一、國民政府成立,歷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委員、內政部政務次長、警察總監、僑務委員會委員長、上海市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立法院副院長等;行憲政府成立,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嗣後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政府遷臺後,任總統府資政。黨務方面,曾任中國國民黨改組前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商民部委員、第三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第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非常委員會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等。在諸多黨政職務中,尤以其擔任第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之作為最值得注意。

吳鐵城於1939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五屆六中全會」,以下會議均用簡稱)通過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1941年3月,五屆八中全會召開前夕,秘書長葉楚傖因病請假,蔣總裁指定吳鐵城代理,並於4月2日五屆八中全會正式通過為秘書長,海外部部長由劉維熾繼任;至1948年12月,以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秘書長一職無法兼顧,呈請辭職,經是月30日舉行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議(簡稱「中央常會」)第一七四次會議同意,任秘書長一職前後達七年九個月,為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任期最長的秘書長。[1]論者稱從抗戰中期到抗戰勝利復員,吳氏的這一任秘書長,可說是「殫智竭慮,辛酸備嚐」,「尤其是勝利復員以至行憲前後,他這位中央黨部秘書長參與國共協商,各黨各派之協調,以及黨內黨外同志參加選舉的指導與斡旋,工作之繁重,頭緒之紛複,委實是史無前例的」。[2]本文參閱檔案及相關人士回憶等資料,略述吳氏七年秘書長任內相關作為,包括改進黨務工作、參加政治協商、處理黨團統一、斡旋行憲選舉紛擾及顧全大局同意入閣等,藉以呈現吳氏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

一、改進黨務工作

 

中國國民黨設置秘書長,始於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首任秘書長為陳立夫,嗣後有丁惟汾、葉楚傖、朱家驊等任此職。秘書長初設時,實為秘書處首長,綜理秘書處一切事務,迨1938年3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因應黨的體制由集體領導改為總裁制,4月21日中常會第七十四次會議通過修正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對中央組織系統進行調整。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由總裁提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秘書長承總裁之命,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掌理一切事務,是將秘書長之職權作了實質調整,成為黨的幕僚長,但仍為秘書處主管。[3]因此秘書長除了接受總裁指示,處理黨內相關事務外,還要兼顧秘書處的工作,有如中國國民黨的管家。

秘書處設調查統計局及機要、文書、人事、會計、總務等五處。五處各設處長一人;下設各科、室,設科長或主任;各處各科室各設總幹事、幹事、助理幹事及錄事等工作人員,處理處務;而在秘書處內另設秘書、專員若干人,掌理處務或研究及設計事宜。[4]依〈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處會辦事通則〉對於各級主管人員職責之規定,秘書、專員與各機關正副首長及所屬各處、科、室主管均屬主管人員,但就工作屬性而言,為幕僚職,其中秘書職責明確,為機關首長幕僚,承首長之命辦理本機關業務;專員則較為空泛,為:「一、依本機關組織條例所規定之事項;二、法規方案及計劃等之審議簽註;三、本機關業務改進之設計;四、首長特交事件。」[5]吳鐵城擔任秘書長後,鑒於專員一職屬性特殊,由秘書處提案「重行釐定中央各部會處專員一類工作人員之任務及待遇」,建議明確專員的工作內容及任用方式,增加兼任人員,為:「一、中央各部會處專員一類之人員,應確實規定其為本機關業務之設計與考核之主管者。二、此類人員分專任與兼任兩種,專任者必須到職辦公,其待遇除照規定外,並得特給辦公費,兼任者概不支薪,但遇開會或首長有所召詢時,得酌給交通費。三、此類人員提會任用時,應確切審核其學識資歷經驗是否符合要求。」經1941年9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央常會」)第183次會議通過在案。[6]此後,秘書處在專員的任用,人數較以往增加,引進多方人才,工作自然開展;1942年5月,秘書處成立專員室,以潘公弼為主任。[7]吳氏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於黨務政務財務警務軍事吏事文事有一長的,無不善善從長,優加獎進」,[8]因此當時秘書處專員室可以說是「黨內部份人才的吞吐港,也可以說是魚龍雜沓,各有短長,天空海闊,鳶飛魚躍的俱樂部。」[9]對此,吳鐵城表示,辦理黨務要有成績,就要儲備各種人物,他說:「辦黨和幹政治不完全相同。辦政治的人,無論大小官吏,都要賢良正直,纔能具備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條件,辦黨務的同志是革命的、開創的、打天下的,就不能對他們求全責備了。只要他們不違反主義政綱政策,不嚴重破壞黨紀,就都可任用,也都可寬容。」[10]而吳鐵城對於重要問題的文稿或專門性議案之分析,都先經由專員室起草或研究,當時任職專員室的同仁以為吳氏能「馭眾智以為智」,「真能用人之所長」;[11]張群對此則有進一步的觀察,稱:「在他則因材器使,以配合辦理各事的需要,而在被用的人,則如群魚跳龍門,且樂受裁成。」[12]

吳鐵城擔任秘書長後,作為黨的幕僚長,除了承總裁之命或黨中央決議,掌理黨的一切事務外,還必須對黨所面臨的各項問題進行了解。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距離前次將近十年,時空環境及國內外情勢均有大的變動,籌備工作份外複雜。吳鐵城奉派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事宜審查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統籌相關籌備工作;復奉派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長,執行各項議事。而在會議進行中,吳氏以秘書長身份提出「黨務檢討報告」之口頭報告,並在「總結論」部份,對於黨務本身缺點,予以深刻的檢討。

組織方面的缺點,吳鐵城認為是「上層臃腫,中層隔閡,下層虛弱」。對造成此點的由來,他認為有以下七個原因:一、徵收黨員疏忽了基層社會的農民及工人,側重於公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與商民,未能爭取社會基層的廣大民眾;二、組織黨分部的幹部反轉向都市中來,未能深入社會基層去做組織工作;三、由於黨內大部人才,集中於上層,致黨的領導權力,不能在下層建立起來;四、由於黨的幹部政策與人事制度,還沒有建立得完善,遂使一般同志對於主持上級機關者的地位與權力情感,生出一種依靠心理,不少人向上奔競,不肯向下工作;五、「人重於黨」的錯誤觀念,使人的關係超過黨的關係,人的力量超過黨的考績,造成整個組織上的障礙,喪失固有組織中的作用;六、領袖幹部細胞三者不能完全密切聯繫,遂使一般同志不能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去執行任務;七、對於一切問題,上層的裁決,往往多於下層的討論,下層的意見,不易反映到上層,致使黨的命令,不易貫徹下層,行到中層,便已變質,達到下層,竟成具文,而民主集權制的組織原則,因此不易保持。訓練方面的缺點,吳氏認為可以「暫」、「狹」、「淺」三字包括,即訓練的結果,表現為短暫而不經久;狹窄而不廣博;膚淺而不深刻。宣傳方面的缺點,則是「浮」與「拙」。吳氏指出:「『浮』、『拙』的由來,主要由於宣傳方略未能著重於具體的政策,及事實的可能性。各項宣傳工作,亦未能假手於各種社會職業團體,而徒用黨部的名義出之。尤其辦理宣傳工作者,未盡改變『例行公事』的態度,未盡具備『實事求是』的精神」,「因此之故,本黨種種宣傳,積極地未能充分發揮闡揚主義政令的作用,消極的未能完全克服一切惡勢力的煽惑」。黨政聯繫方面,吳氏表示:「恕我直率的指出,有若干方面,不免『貌合神離』。在中央方面,對於制度與人事問題,還能夠表現『以黨統政』的力量,但行政機關的公務員,還不能說一切工作與努力,都能根據黨的主義,以貫徹黨的意志。至於地方上,黨政組織還沒有密切配合,人事關係亦未能十分融洽,黨務工作與政治工作,更談不到互相呼應。」他認為原因在於:「一由於省市縣各級黨部工作同志的才能與人望,未必個個都好,使執政者願意接受指導。二由於各級黨部以組織鬆懈,並不能完全與行政系統配合,故其力量不足以節制政府,領導政治。三由於各級政府中人,或不盡為黨員,或雖為黨員,而受黨的訓練不足,遂致行動與信仰,不能完全一致。四由於黨的監察制度,在人事配備上與運用技術上,都還不能夠完全發揮其作用。五由於忠實而有能力的黨員,還沒有儘量與以從政的機會,以充實各級政府。因此之故,黨在政府中,還沒有能夠盡其『發動機』的作用,政府在黨中,還沒有能夠盡其『工作機』的作用。」最後,吳氏表示:「我們都是革命黨的革命同志,都不願祇是表揚已成的功績,都不怕坦白指出存在的缺點,諱疾忌醫,隱惡揚善,決不是革命者的精神和作風。黨中種種缺點的由來,誰也不能全辭其咎,但又誰也不能全負其責,總要全體同志有勇氣來承認,有決心來改正。」[13]

吳氏的檢討,措詞十分強烈,亦正顯示出他對於黨務所面臨問題有相當透澈的了解。然而黨務改革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加上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環境十分艱困。吳氏以其身份及所處地位,更多的精力與時間用在處理黨派協調等相關事務,以及指導監督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選舉等工作,中國國民黨的改革直到1950年才在蔣中正領導下正式展開。

二、參加政治協商

1946年1月,國民政府為在憲法實施以前,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0日在重慶開幕。會議會員三十八人,其中中國國民黨(即政府代表)八人,為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杰、邵力子、張群等。吳氏以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身份參加,從會議籌備、進行,乃至後續工作,可以說是全程參與。

政治協商會議經各黨派代表商定,議題分為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等五個分組委員會,另設一綜合委員會,凡是各組不能單獨解決的問題,以及和其他小組相關的問題,均提到綜合委員會討論,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綜合委員會仍繼續存在,相當於國民參政會閉會後的駐會委員會。[14]吳鐵城為國民大會組委員,並為綜合委員會之政府代表。面對黨派間的協調,以及黨內對於會議結果不滿的聲音,可以說是竭盡心力。同時參加政協會議的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曾感慨地說:「黨為了要實踐還政於民的諾言,決定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際友人為了早日結束戰事謀求和平,強迫與共產黨談和。於是產生了政治協商會議,……我和鐵城先生都被中央指派為代表之一,與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的代表共同協商憲法草案,政治、軍事……等等問題,無日無夜的開會,舌敝脣焦的討論。黨內的意見,要不憚辭費的求溝通;友黨的意見,要接納,要讓步;共產黨的意見要爭辯,要駁斥;國際友人的意見,要尊重,要解說;直到國民大會開會的前夕,我和鐵城先生簡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況。」[15]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國民政府依據政協憲法草案分組委員報告之建議,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依據政協會議擬定之修改原則,並參酌五五憲草之相關修正案,於1946年4月完成〈政治協商會議對五五憲草修正案草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16]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並展開召開國民大會準備工作,惟此時國共衝突日益激烈,而在政治協商會議所商定之協商事項,有中國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未舉行前,為準備實施憲政起見,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擴大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延攬黨外人士參加。來華調處的美國特使馬歇爾遂於8月24日至廬山謁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時,建議組織五人小組,專門商談國民政府改組問題,希望藉此緩和國共的軍事衝突。蔣氏接受馬歇爾建議,並以為五人小組會議方針,除改組國民政府外,召開國民大會、要求中共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名單及重行頒發停戰命令三事,應同時解決。吳鐵城與張厲生奉派擔任政府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為中共代表;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為美方代表。然中共方面提出「必須政府保證停戰」,以為其參加五人小組會談之先決條件,以致談判工作遭到阻礙。除此之外,中共方面復要求在四十名國民政府委員名額中,中共需佔十席,使其與民主同盟所佔四席相加達十四席,亦即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涉及施政綱領議案三分之一以上的否決數,方同意參加五人小組會談。[17]旋以國軍收復張家口,國民政府頒佈國民大會召集令等,五人小組始終無法發揮作用。

10月17日,吳鐵城偕邵力子等奉命赴上海,分別探訪民主同盟、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等人士,商談以第三方面出面協調國共恢復談判。18日,吳鐵城在上海自宅邀集第三方面代表黃炎培等,聽取與中共方面談話經過,並聯袂前往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會談,達成四點協議:(一)必須在相互諒解之下,儘速促成和平;(二)儘速就停戰等問題,取得協議;(三)組織軍事考察團,協助停止衝突恢復交通事宜之進行;(四)儘速召集政協綜合小組,會商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18]19日,第三方面代表黃炎培等與周恩來在吳鐵城宅,提出上述意見,並期望以此為赴南京商談基礎,並詢問周恩來能否同往,周表示同意,且與吳鐵城握手合影。而在吳、邵與第三方面商談時,蔣氏曾於19日致電兩人,囑即回京復命。此因蔣氏於16日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明〉,重申政府以和平解決政治問題之誠意,並提示由美方所主持之三方會談應立即召開之具體實施辦法八項;次(17)日,中共方面回應必須恢復1月13日停戰令實施前之駐軍位置,與實施政協一切決議,為參加談判之先決條件,並表示不能接受蔣氏在聲明中所提示之八項辦法;蔣氏以中共態度仍十分強橫,主張暫取靜觀態度,決定要吳、邵兩人返京。[19]吳氏在上海之交涉,雖處於內外交迫的狀態,然在席間「談笑周旋,動中繩墨」,與會者「無論各方的心理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作到大家盡歡而散」,[20]終於完成任務。吳氏於19日當晚與邵力子返回南京,20日謁見蔣氏報告赴上海邀約各黨派代表至南京商談經過。蔣氏感到十分欣慰,決定推遲原定當日飛臺灣巡視的行程,於次(21)日在國民政府接見第三方面代表與周恩來等,並詢問周氏有何新意見;結束後,偕夫人搭機赴臺灣,參加光復週年各項活動。

三、處理黨團統一

1947年7月2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正式通過〈關於黨團統一組織案〉,設立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任務為:「(一)指導各級黨部團部統一組織事項;(二)隨時商決黨團有關之事項;(三)本黨改造方案之研究事項;(四)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重要決定事項,應提出中央常務委員會並報告總裁核定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之。」由吳鐵城、陳誠、陳立夫、劉健羣召集之。[21]正式展開黨團統一的工作。

黨為中國國民黨,團為三民主義青年團,雖然都以蔣中正為領導,成員亦有部份重疊,但黨、團實為兩個不同的組織,彼此間呈現「微妙而公開的緊張關係」。[22]1947年6月30日,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講話,要求「改革黨務,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正式提出黨團合併統一的主張,說:「我認為青年團與本黨再不容許有兩個形式的存在,必須青年團與本黨合併統一。決不能像現在那樣於黨部之外,另立組織,另成系統。我們如不把青年團與本黨合併,則不僅同志之間意志分散,減損實力,而且有的地方甚至互相摩擦互相攻擊,以致增加工作的困難,抵消革命實力。所以現在必須把青年團與黨統一組織,成為一體,將青年團的力量和黨的力量匯合起來,對共同目標而努力。」[23]對於黨團統一,絕大多數三青團成員不願與國民黨合併,各級黨部幹部對於黨團合併亦大多抱持抗拒的態度,合併的阻力很大。[24]吳鐵城身為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對於黨團統一工作負主要責任。事實上,對於黨團不和的問題,吳氏頗為了解,曾因地方黨部與青年團衝突事件頻傳,甚至「縣長多利用,互相挾制,苟安旦夕,政令難於推行」,奉命約集內政部長張厲生、三青團副書記長袁守謙等共同研討,並依據〈綏靖區當地最高軍事長官統一指揮黨政軍辦法〉,擬訂改進辦法:(一)黨團與當地政府,必須按照現行各項辦法,密切聯繫,協力推行政令,並對各級民意機關,加強領導,運用黨團組織,務期合作。(二)綏靖區高級軍事長官,如察明當地黨政團負責人員有不稱職,或自相磨擦,貽誤事機者,准其再行補報,先行撤換或調整。(三)分別命令各省黨政團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切實考核,加強督導,如地方發生糾紛,把持妨礙政令推行情形時,應即派員徹查,嚴予糾正。[25]而在黨團統一正式進行之前,吳氏亦奉蔣氏指示,就黨團統一組織方案展開研究,曾以余井塘所擬〈改造本黨方案草案〉及鄭彥棻所擬〈黨團統一組織實施綱要草案〉兩案併陳,請蔣氏決定黨團統一應採何種方式進行。[26]

1947年9月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13日閉會,會議通過〈統一中央黨部組織案〉,確定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部併入中央黨部之相關辦法。16日,蔣氏指示吳鐵城:「各級黨團合併工作應限十月內完畢,不得延誤。又各級黨團合併組織之方式,以黨部主任委員為主任委員,支團部幹事長為副主任委員,縣級亦同,應以此為原則,除有特殊情形,將來再行調整,可也。」至於各級黨團合併後,書記長之委派,指示:「黨部書記長為書記長,團部書記長為副書記長。」[27]對於若干黨團既不協調、幹部資歷亦有差異的地區,如上海、北平、廣東、湖南各地黨團部,如統一組織,實際上有不便時,蔣氏指示吳鐵城等,「可使團部幹事長辭職,或調中央訓練籌備委員會任職,而由其書記充任黨部副主任委員亦可」,並指示「其他縣級黨團如確有困難,亦可如此辦理。」[28]至於黨團統一後,蔣氏指示中央黨部內應設置幹部訓練籌備委員會,負責訓練幹部,並籌辦幹部轉業,參加收復區地方行政,以及督導區內黨政工作。[29]並指示吳鐵城應分批調訓各級負責幹部,同時對轉業之幹部,亦應施以專門技術之訓練,希望立即由幹部訓練籌備委員會研擬具體計畫與實施訓練方案呈報。[30]各項工作頗為煩瑣,尤需化解團方的反彈。為便於推動,遂以三青團副書記長鄭彥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協助進行,鄭氏回憶:「在黨團統一期間,鐵老更充分表現了他的恢宏度量和調協才能。許多問題,他都能從遠處大處著想,接納別人的意見,調和各方,力謀團結。所以,黨團統一能順利實施,黨的力量能團結集中,鐵老貢獻至大。」[31]

四、斡旋行憲選舉紛擾

1946年12月25日,制憲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月1日公布,19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依孫中山《建國大綱》規定,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

憲法正式施行前,吳鐵城鑒於憲法條文中有不利於剿共軍事之緊急措施者,於1947年12月12日建議黨中央,「宜先請國民大會運用創制權制成法案送立法院,特訂應付緊急事變法律或逕援用憲法第四十三條之職權」,經交付研議後,認為吳氏所提兩項建議「似均未可行」,此項建議遂告作罷,[32]但亦顯示吳氏作為秘書長,對於《中華民國憲法》與剿共相關問題的關注。

憲法正式頒佈後,國民政府將依相關規定進行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之選舉。1947年10月3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討論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讓與友黨名額及審定黨提名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名單等問題,出席委員檢討時局,以「匪勢猖獗,選舉困難,本年大選,應否緩辦,亟應鄭重考慮」,推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張群、邵力子、鄒魯、陳立夫、白崇禧及吳鐵城等,詳加研究,以為延緩與否,各有利弊,而延緩的方式,尤待考慮。「惟憲法實施準備程序規定,選出代表達三分之二時,得為合法之集會,是選舉結果,不能達到三分之二時,當可自然延期」,究竟應否延期?及如何延期?以玆事體大,乃由吳鐵城將研究意見呈請蔣氏決定。經蔣氏批示:「選舉不能停辦,應如期舉行為宜。」[33]並提出11月7日舉行之中央常會報告,選舉一事遂繼續辦理。

選舉問題至為複雜,尤其是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監察委員候選人提名問題,一面要與各黨派協商,一面要在黨內協調,吳鐵城身為秘書長,自然首當其衝。與各黨派協調方面,吳氏與陳立夫負責與民社黨及青年黨方面協商選舉相關事宜,其中以兩黨候選人名單及當選名額,以兩黨各有盤算,磋商尤為費力。當時擔任民社黨駐京代表的蔣勻田回憶,他向中國國民黨方面提出該黨三百名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一再遭吳氏及陳立夫拒絕,陳表示只要兩百五十名就足夠分配了。直到國民黨及青年黨的提名名單都公布了,民社黨還沒有確定,他遂直接與吳氏商議此事。吳氏於接待後先行離去,交由秘書繼續與他磋商,而該秘書即直接向他表示名額問題拖延的真正原因,是民社黨常會議決兩百五十名最低名額的底限,早已由該黨某人私下告訴陳立夫,因此陳氏才有此名額的堅持,並說:「鐵老認為共敵當前,宜速說明這個問題,永奠兩黨合作的誠信,不願留有此種暗影存在,更不許以後再有此類可以引起互疑的事件發生,囑我坦直的奉告貴黨。」對此,蔣勻田認為吳氏「對人真實,見識深遠,不容避而不宣」,而吳氏常說的「即引為友,不容相蔽」,實為三黨當時合作之基礎。並謂:「此一問題廓清後,使三黨在南京時代,解決千差萬種問題,而始終合作無間。」[34]

黨內方面,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候選人均採分組審查方式,吳鐵城為第三組,負責廣東、廣西、四川、西康、雲南、貴州、重慶、廣州等省市提名人選的審查,與孫科、白崇禧同為召集人。但是身為秘書長,仍然要負起總責,協調各方面,鄭彥棻回憶提名審查在中央黨部開會,時常爭辯不休,僵持不決,「這時往往有賴鐵老的調和,因為大家都知道鐵老大公無私,而且辯才無礙,有時爭論終日,得鐵老片言而決」;而在會外,「當時各地許多同志都來到中央,爭取提名,個個都要見鐵老,更鬧得他坐臥不寧,寢食無時」,「但鐵老卻仍保持他的恢宏大量,從容不迫,毫不生氣,還對人說:『我們黨是幹革命的,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便是革命精神。』」及至1948年3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集會,開會期間,更是全程關注。直到開會前夕,許多由選舉所造成的糾紛,還有待協調解決,會議的進行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更要盡力調和,「鐵老都一本大公至誠的態度和顧全大體的精神來謀求解決,使大會終能如期完成」。[35]

五、顧全大局同意入閣

吳鐵城於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廣東省第一區立法委員,依〈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規定,行憲後首屆立法院應於國民大會閉幕後之第七日自行集會。國民大會於1948年5月1日閉幕,立法院即於5月8日集會。5月3日,國民政府派任吳鐵城為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集會籌備處主任委員,5日,立法委員開始報到。由於行憲後立法院為民選立法委員組成,成立伊始,一切都無成例,因此在正式開議之前,先舉行預備會議,議定相關規則。自5月10日起至17日,前後舉行六次預備會議,均推舉吳鐵城擔任主席,相繼訂定〈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及〈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內規,並於17日第六次預備會議,選舉孫科為院長、陳立夫為副院長。對於吳鐵城在這段時間的表現,同為第一屆立法委員的鄭彥棻說:「大家在鐵老領導下,很快的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使立法院能如期集會。」[36]冷彭更推崇吳氏是「功在國家,永垂不朽」,謂:「吳鐵老在並不太平的環境中,籌備立法委員集會,主持立法院預備會議,至選出院長、副院長止,奠立憲政基石,功在國家,永垂不朽!」[37]

立法院開議後,中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派系、地區、團體等因素,組成多個次級團體,包括由CC派委員組織的「革新俱樂部」;具有青年團背景委員,結合出身黃埔系、復興社的委員,成立的「新政俱樂部」;以吳鐵城為中心的一批立法委員,則組織「民主自由社」;另有不屬於CC派或青年團的委員,於每週二、五立法院開會前的週一、四晚上集會座談,稱「一四座談會」;此外還有中社、朱家驊派、北方立委聯誼會、參政員聯誼會、錚友社(錚友座談會)、建國俱樂部、自由俱樂部、民主政治學會、益世俱樂部等,[38]企圖加強議事及人事的動員能力,擴大派系影響。

1948年11月,行政院院長翁文灝請辭,蔣中正提名孫科繼任。立法院於26日依法行使同意權,孫科以82.9%的同意率,成為行憲後第二任行政院院長。孫科出任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一職出缺,為阻止副院長陳立夫順勢成為院長,民主自由社於孫科獲同意為行政院院長之次(27)日,集會決定推舉吳鐵城為院長,此議並獲得新政俱樂部及一四座談會支持。三個團體的代表於12月3日集會,討論如何擁護吳鐵城競選院長,吳氏親自到場致意,表示爭取院長職位的決心。不過吳氏是否能擔任立法院院長一職,除立法委員的支持程度外,關鍵在於孫科內閣是否能組成。

孫科雖然獲得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院長,但是組閣工作進度遲緩,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卻一直無法確定。關鍵在於孫氏希望延攬中國國民黨內各派系主要人士,包括吳鐵城、張羣、陳立夫、張治中、邵力子等入閣,共同負責,應付時局。但是在邀請的過程中,或因另有規劃,或因新閣政策不明,紛紛婉拒,致使孫氏一度萌生退意,不願出任行政院院長。[39]吳鐵城對於外界詢問是否入閣,曾表示「一定拒絕」,並強調即使總統出面要求,也絕不會受影響;[40]蔣中正亦一度因吳氏的堅持,對孫內閣能否組成,感到十分悲觀,於12月19日記道:「岳軍與鐵城來談協助哲生組閣事,鐵城絕不願任其副院長,則難以組閣矣。」[41]然而孫科卻以吳氏是否同意入閣,作為是否擔任行政院長的條件,聲言吳氏如果不答應,即宣布辭職。此舉實將組閣成敗責任加諸吳鐵城身上,令吳氏十分為難,為顧全大局,乃於20日同意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42]吳氏既然同意入閣,依規定必須辭去立法委員一職,亦即必須放棄立法院院長選舉。此事就吳氏而言,實屬無奈,然而對支持者而言,則深感失望與不滿,立法院內部各派系關係亦更加緊張。而在後續的第二屆院長、副院長選舉中,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名的院長候選人李培基落選,顯現出黨內的危機,亦成為蔣氏決定下野的關鍵因素之一。

六、辭卸秘書長

1948年12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總裁交議:「行政院副院長推吳鐵城同志擔任案」,吳鐵城則以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呈請辭去擔任七年九個月的秘書長一職照准,暫由副秘書長鄭彥棻代理,於1949年1月正式繼任。

吳鐵城辭卸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職後,對於中國國民黨黨務仍具有其影響力,此由蔣中正下野前夕發布之手諭:「黨政軍各種重要問題應由孫哲生、吳鐵城、張岳軍、吳理卿、張文白、陳立夫諸同志負責商決可也。中正。中華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一日。」即可看出。而吳鐵城擔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七年多,正是國內外情勢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吳氏參與此時期所發生諸多重大事件,實為其一生經歷最精采的一段。依其回憶錄預擬章目,有「陪都六年的生活」、「還都與遷都」、「不堪回首」等章,預定將秘書長任內工作分項書於其中,惜因病中輟,未能完成,實為民國史研究的一大遺憾。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 如果連臺灣時期計算,吳氏任期亦僅次於張寶樹的十一年三個月(1968.8-1979.12)。

[2] 王成聖,〈將軍外長吳鐵城〉,《中外雜誌》第18卷第4期,頁14,朱傳譽主編,《吳鐵城傳記資料(一)》(臺北:天一出版社,民國68年11月),頁53。

[3]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3年11月),頁115。

[4]〈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組織條例〉,28年3月23日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17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頁398-400。

[5]〈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處會辦事通則〉,30年4月28日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74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下)》(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頁712-713。

[6]《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下)》,頁755。

[7]《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下)》,頁875。

[8] 張群,〈我思古人俾無尤矣〉,《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一)(臺北:吳鐵城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會,民國76年),頁149。

[9]張九如,〈文采風流想像中〉,《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臺北:吳鐵城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會,民國76年),頁43。張文稱「專門委員室」,正式名稱應為「專員室」。當時秘書處設「專員」,而非「專門委員」,查張九如當時所任職為「秘書處專員」(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上)》,頁663),而據張文中所列專門委員黃天鵬、鄒志奮等,據常會記錄,亦為「秘書處專員」(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下)》,頁772)。

[10]張九如,〈文采風流想像中〉,《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43。

[11]張壽賢,〈鐵老「陪都六年」片斷〉,《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71。

[12]張群,〈我思古人俾無尤矣〉,《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一),頁150。

[13]吳鐵城,〈黨務檢討報告〉,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67年9月),頁474-479。

[14] 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臺北: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民國99年4月),頁55-56。

[15] 陳立夫,〈氣度恢宏的吳鐵老〉,《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129-130。

[16] 據蔣勻田等回憶,吳鐵城參與憲草審議委員會,並對憲法第二十七條提出修正建議,因此張君勱稱此條為「吳鐵城條文」,見蔣勻田,〈我所認識的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22-23。惟查閱相關資料,吳鐵城並未列名憲草審議委員會,不清楚此一說法的來源為何。

[17] 按政治協商會議協議「關於擴大政府組織」規定:「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換言之,只要有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一不贊成,即不能議決。

[18] 黃炎培,《黃炎培日記》第九卷(1945.1-1947.8)(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9月),頁206 。按:第三方面代表七人:黃炎培、張君勱、章伯鈞、羅隆基、李璜、左舜生及胡政之。

[19]《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285。

[20] 蔣勻田,〈我所認識的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24-25。

[21]《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民國43年4月),頁463。

[22]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7年7月),頁1。

[23] 蔣中正,〈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民國36年6月30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二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10月),頁190。

[24]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頁354-356。

[25]《革命文獻-戡亂時期黨務》,《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41-010。

[26]《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466。

[27]《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493。

[28]〈蔣中正致吳鐵城手諭〉,民國36年9月20日,原件影印。

[29]《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494。

[30]〈蔣中正致吳鐵城手諭〉,原件影印;《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497。。

[31] 鄭彥棻,〈鐵老活在眾心中〉,《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158。

[32]〈中央憲政〉(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1-00003-004。

[33]《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534、566;〈蔣總裁批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報告中常會推定同志研究大選應否緩辦意見呈〉,民國36年11月4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813-815。

[34] 蔣勻田,〈我所認識的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26-27。

[35] 鄭彥棻,〈鐵老活在眾心中〉,《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158-159。

[36] 鄭彥棻,〈鐵老活在眾心中〉,《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159。

[37] 冷彭,〈吳鐵老在行憲立法院-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二),頁41-42。

[38] 關於立法院各派系情形,參見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年2月),頁81-82;劉鳳翰、何智霖訪問,《梁肅戎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84年12月),頁74-75;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6月),頁272-279;羅俊強,〈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之研究(1948-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9年6月),頁108-111。

[39] 羅俊強,〈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之研究(1948-1949)〉,頁114-115。

[40]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86。

[41]《蔣中正日記》,民國37年12月19日。

[42]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86。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