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

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活動*

 李盈慧

 一、前言

二、吳鐵城生平及抗戰前期港澳黨務概況

三、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的興革

四、抗戰後期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的籌劃

五、結語

一、前言

吳鐵城清末加入同盟會,民國建立後,在國民黨內歷任要職,抗戰時期曾經先後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主任、海外部長及黨中央秘書長,其對於海外黨務工作多所規劃,頗有建樹。

香港自從清末被割讓給英國後,發展自由貿易,成為優良商港,經濟獲得巨大發展。[1]而澳門從16世紀中葉開始,葡萄牙人即前來定居,17世紀中期,澳門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成為明代最大外貿港口廣州的外港。鴉片戰爭後,香港崛起,使澳門的國際貿易地位一落千丈。19世紀時期的澳門,賭業、妓業、鴉片煙業得到畸形發展。[2]港澳兩地居民主要是華人,以廣東人居多。[3]

抗戰爆發後,香港、澳門對於中國的意義,不僅是通商大港,更重要的是其軍事及對外交通的功能。抗戰時期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從國民黨的一份文件之描述可以大略得知:「香港為華南交通樞紐,無稅市場,工商業均極繁盛,我僑胞之人口與資產為數至鉅,抗戰軍興以來,我物資之輸出,軍需之運入,空航之聯繫,均以此為中心。」[4]

1938年春,廈門被日軍佔領,10月廣州亦淪陷,[5]中國東南沿海失去對外通路,香港、澳門的地位更形重要。

在此形勢下,執政的國民黨開始籌劃加重港澳的黨務工作,而負責此一重責的是吳鐵城。1939年吳鐵城奉命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開啟其對於港澳黨務工作的經營與籌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香港即於1941年12月25日淪陷,國民黨的活動也只能轉入地下,雖然此時吳鐵城已轉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但是他仍持續關注港澳總支部的動態。

關於吳鐵城的研究,迄今幾乎只有回憶性文章,而無專論發表。

至於抗戰時期香港、澳門的國民黨黨務活動,相關的論文有:劉維開的〈淪

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王正華的〈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年至30年)〉、老冠祥的〈國民政府與香港抗戰〉、金以林的〈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朱德蘭的〈從日本軍方檔案資料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過〉,筆者的〈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等。[6]以上各論文,多半未著眼於吳鐵城的努力;而與本文最相關的,當屬金以林及筆者的論文,金以林的論文強調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務活動由於內部鬥爭而沒有什麼成果,筆者對此持保留看法,[7]詳情需要較多的討論,在此暫時擱置。

本文即以抗戰時期吳鐵城在港澳主持黨務工作為主軸,兼及吳氏離開香港後對港澳黨務的籌劃,藉以探討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港澳動員黨員及僑胞的活動,以及吳氏對港澳的黨務工作在中國抗戰史中的意義。

二、吳鐵城生平及抗戰前期港澳黨務概況

本節首先介紹吳鐵城的生平事跡,其次說明抗戰開始後,以迄於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1937-1941),國民黨在香港澳門的黨務概況。

吳鐵城(1888-1953),廣東香山人,生於江西九江。幼年學習經史及英文,稍長進入江西九江同文書院就讀,後認識林森,遂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後,11月被推舉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代表會議,組織臨時政府。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出走日本,入明治大學攻讀法律。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華僑報《自由新報》主筆。南北分裂後,1917年9月回國,歷任南方政府軍政要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獨立一師師長,1926年任第六軍十七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1930年遊說張學良支持中央政府,使中原大戰得以結束。1931年6月任國民政府委員。1932年1月,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隨即爆發日本侵華的「上海一二八事變」,吳鐵城應付變局,配合作戰。1937年5月,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8年10月,廣東被日軍攻陷,脫險抵達重慶。1939年奉命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抗戰宣傳工作。1939年12月出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1941年春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直到抗戰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後,吳鐵城任最高國防委員。1947年6月,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8年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1949年10月赴香港,後轉赴臺灣,任總統府資政。1953年11月19日在臺北病逝,享年65歲。[8]

抗戰前夕,香港和澳門各有一個直屬支部。國民黨三中全會的組織部報告顯示,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香港直屬支部有特派員陳汝超,無幹部名單,其下有六個分部,未有黨員人數之統計。[9]

不過,到了1937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提議並獲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第41次常務會議通過,將香港直屬支部黨務特派員陳汝超調回,另以陳素為特派員,加派頼文清、李尚銘、王淑陶為設計委員,許國荃為書記長。[10]

澳門方面,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澳門直屬支部的執行委員包括:劉紫垣(常委)、盧季瑞、許業樵、趙祥、謝國興等五人,以劉紫垣為常委,監察委員有陳尚廉、歐植森、李初等三人,至1937年1月15日為止,澳門直屬支部有四個分部,黨員199人,預備黨員127人。當時澳門直屬支部主要幹部名冊,請參考表一。[11]

表一: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澳門直屬支部幹部:

執行委員:劉紫垣(常委)、盧季瑞、許業樵、趙祥、謝國興

候補執行委員:李伯廉、張衍日、陳平康

執行委員會書記長或秘書:趙祥(兼)

監察委員:陳尚廉、歐植森、李初

候補監察委員:何桂邦

資料來源:林養志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82年),頁112,由筆者整理列表。

香港從1937年7月抗戰爆發以來,以迄於1938年10月廣州失守前,一向是軍火輸入中國最重要的渠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特別任命廣東財政廳長宋子良主持西南運輸處,統一負責軍火轉運工作。從1937年7月抗戰開始至1938年7月間,外國輸入中國的軍火,75%是經過香港轉運的,[12]因此香港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性,至為明顯。

抗戰爆發後,為了因應戰時需要,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繼之,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於1938年4月6日至8日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增設海外部,掌理海外黨務及宣傳等事宜,海外部旋即成立,海外部首任部長即由當時的僑務委員長陳樹人兼任。[13]此舉顯示戰時海外黨務至關重要,而僑務委員長兼任海外部長,則意味著黨務與僑務同時並進,互相配合,為抗戰而爭取僑民及海外黨員的支持。

抗戰初期,吳鐵城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8年10月,廣東被日軍攻陷,吳氏隨即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當廣州淪陷時,流傳一句話「鐵城無城,漢謀無謀」,即諷刺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與廣州守將余漢謀。[14]

廣州失守後,香港仍發揮作為中國戰略物資轉運地的作用,透過國際航運,援華物資由國外運到香港,輾轉運至緬甸仰光或越南海防,再通過緬甸公路或滇越鐵路運到中國內地。[15]

有鑑於廣州淪陷後,中國東南沿海失去對外通路,軍火的運輸更加依賴香港;而廣州及附近地區的學校因戰事而遷移至港澳者為數不少,[16]逃離廣州的學校教員及青年學生也大都轉赴港澳,因而亟需安頓,遂使國民黨對此變局不能不審慎處理。

1939年3月國民黨海外部提出〈改進香港黨務綱要〉案,經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17次會議修正通過。此案的重要改革內容在於:(一)充實組織機構:將香港、澳門兩直屬支部合併,組織港澳總支部,由中央特派大員一人為主任委員,另派執行委員五人至七人,書記長一人。(二)增撥經費:由黨中央按月撥給國幣一萬元。(三)與有關之部局密切合作:港澳總支部黨務之指導,以中央海外部為主體,關於宣傳機關及書局之設立,另交主管機關主持,惟須保持密切之聯繫。至於香港黨務的工作重心在於:(一)吸收優秀份子;(二)溝通海外僑胞情緒;(三)促進香港僑民文化;(四)策動捐款獻金等運動;(五)防止漢奸敵探活動。此案在後來的會議通過時,修正為每月撥給五千元經費。[17]

以上這份文件即成為此後港澳黨務的指導原則。1939年香港、澳門兩個直屬支部合併改組為駐港澳總支部。同年5月間,國民黨中央第121次常會決議委派吳委員鐵城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高廷梓為書記長。[18]

吳鐵城之被選派擔負重任,絕非偶然。在廣州淪陷前,他是廣東省政府主席,此時他已與香港當局有所接觸。1938年7月21日英國殖民地部准許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re),到廣州作非正式拜訪,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代表政府,對於香港政府在中國非常時期予以一切便利及友誼的協助,表示感謝。雙方均願在職權範圍內盡量互助,增進粵港兩地連繫上的密切關係。羅富國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同情,並表示中國如遇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可以隨時派員磋商。[19]

吳氏轉往香港主持黨務,當然希望為自己雪恥,掃除失去疆土的惡名,因此他積極籌辦各種活動。

吳鐵城履任時所面對的港澳形勢是非常嚴峻的。後來主持澳門黨務的周雍能[20]對於港澳總支部成立的原因有坦率的解釋:「重慶中央以香港地當要衝,派吳鐵城先生駐港組織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以策動港澳同胞暨南洋華僑共赴國難。那時廣州已淪入日軍之手,各種學校學生遷至澳門者為數達二、三萬人,難民亦不少。中央的決策要在澳門設立黨部,組織學生與僑胞,為免敵人和漢奸所用,自屬一椿急務。」[21]換言之,港澳總支部的成立是為了與日本及漢奸對抗,爭取南洋及港澳的僑胞和學生對重慶國民政府的支持。

吳鐵城以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的活動不便公開,乃在香港成立「榮記行」,秘密主持港澳黨務。[22]

港澳總支部在主任委員吳鐵城的主持下,於1939年7月正式開始運作。1939年7月港澳總支部成立時的主要幹部詳見表二。

表二:戰時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1939年7月正式成立)[23]

主任委員  吳鐵城

委員兼書記長  高廷梓

委員  陳策(1941年4月起代理主任委員)、俞鴻鈞、歐陽駒、簡又文、區芳浦、陳劍如、陳素、吳子祥(1941年4月到任)、陳耀垣(1941年4月到任)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印,《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台北:編者自印,民國50年11月12日),頁204,由筆者整理列表。

當時海外部的工作重心其實是在港澳,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不啻是海外部的「海外司令部」,吳鐵城以高廷梓為委員兼書記長,又邀請陶百川出任香港《國民日報》社社長,都給予充分的信任。[24]澳門方面,吳鐵城委請周雍能主持黨部,又呈請黨中央加派周氏兼任廣東僑務處處長。[25]廣東僑務處處長和國民黨的澳門支部委員都是周雍能,可能是為了使周氏能兼顧廣東與澳門的黨務及僑務。

據日本方面的調查,在港澳的國民黨人員,除了上述的海外部駐港澳總支部外,另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交通處電訊科的香港無線電台和澳門無線電台、調查統計局交通處運輸科的香港站、調查統計局調查統計室香港站和澳門站、組織部中華海員特別黨部香港辦事處。[26]

三、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的興革

本節探討吳鐵城主持港澳黨務時期的重要活動,以及其對於黨務僑務的興革。

香港與澳門兩個黨部合併後,黨務活動是否因此而較為活躍?不妨先從黨員人數的變化來觀察。

1938年4月國民黨中央海外部成立,7月海外部頒發黨員總報到辦法,通告海外各黨部辦理黨員總報到,以健全海外黨部下層組織,限令兩個月內完成,但因各種情況而延期,香港、澳洲兩個直屬支部於1939年5月底辦理完竣,此時香港的黨員原有人數是294人,已報到者為262人,佔原有人數的89.11%。澳門的國民黨黨員原有人數是419人,已報到者為267人,佔原有人數的63.72%。[27]這是港、澳黨部合併前澳門及香港的黨員人數。

除了辦理黨員總報到之外,國民黨還積極徵求新黨員,1938年10月國民黨中央飭令海外各黨部徵求新黨員,至1939年下半年,港澳總支部只徵得236人。其後,港澳總支部徵求新黨員的成績逐漸好轉。駐港澳總支部在1940年6月至1941年2月之間徵求新黨員並且呈繳入黨申請書3,800份,亦即此時港澳有新黨員3,800人。1941年在徵求新黨員方面,海外部認為表現最優者,是駐港澳及菲律賓、緬甸、美國等四個總支部及幾個直屬支部。1941年3月以前,港澳總支部徵得新黨員1,517人,1941年3月至9月徵到新黨員4,930人,兩者合計6,447人。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徵到新黨員459人,兩者合計6,906人。[28]

1941年國民黨又辦理了黨員補報到手續,1941年3月以前,港澳總支部黨員報到數為531人,1941年3月至9月報到黨員為1人,兩者合計532人。[29]

根據上文的說明,從黨員人數來看,1939年5月澳門和香港的國民黨黨員人數各自都只有數百人,至1942年兩地共計有新進黨員將近七千人,及補辦報到手續的數百人,顯示合併後的港澳總支部,在吸收新黨員及掌握舊黨員動態方面,確實比過去有效果。

改組後的港澳總支部,雖然面臨日本、汪精衛黨羽、共產黨的競爭活動,但工作進行甚為活躍,自1939年7月至同年底,致力於徵收新黨員,且港、九、澳三處由原有的12個分部,增至41個分部,181個小組。該處黨部下設文化運動、僑工福利、僑商事業、調查統計、海外黨務聯絡、教育事業、青年指導、婦女團體等八個委員會,並建立中國文化協進會、西南圖書公司、華僑圖書館等外圍組織。1940年1月又成立港澳賑濟委員會,由該部委員兼任委員,並聘港紳為委員,由國民黨中央指撥賑款,實施救濟,藉社會服務事業推展黨務。其後,為聯絡當地金融經濟界起見,由該部組織經濟問題座談會,及籌設經濟圖書館,對於爭取僑心,成效頗著。1941年以後,海外部商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將廣州灣區黨部劃歸該總支部管轄,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後為止。[30]

大多數紀念吳鐵城的文章在談到吳氏與香港的淵源時,一定會談到他前往主持港澳黨部,還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發動民眾與海外僑胞,和友邦人士的各種力量,以支持抗戰。[31]因此文化宣傳是吳鐵城在港澳的重要工作。

從上文所列的港澳總支部之下層組織,有不少教育、文化、圖書機構,可以推想,吳鐵城認為港澳的最重要工作,應是文化宣傳、教育僑民、拉攏青年及婦女、藉社會服務事業推展黨務,而其推動文教工作的目的是,對海外宣傳抗戰建國的國策、打擊日本和漢奸組織、對抗中共的宣傳、鼓勵華僑參加抗戰陣營、協助僑胞回國。[32]

戰時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化組織如下:海外部所屬港澳總支部香港辦事處的榮記、中央通訊社香港分社、中央宣傳部香港專員辦事處(後改為中央宣傳部駐港辦事處)、國民日報、英文中國半月刊、中國文化協進會、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社香港辦事處、西南圖書印刷公司、華僑圖書館等。[33]

吳鐵城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時,也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工作的責任,他以香港榮記行作為活動地點,邀請陶百川出任香港《國民日報》社社長,又在香港發行英文中國半月刊,和各種抗日雜誌書刊。1939年底吳氏出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以港澳一帶為根據地,積極展開文化宣傳活動,建立海外通訊社。[34]榮記行內設「編審室」,利用津貼款項,招攬滯留香港的文化人,派他們任委員,寫些海外社論,又出版一些定期刊物,每人薪水一百元。這編審室中的委員包括:嚴既澄、張孤山、祝秀俠、龍大均、陸丹林、祝百英等。他們常在《國民日報》發表政見。[35]

1939年 7月代表國民政府立場的《國民日報》在香港創刊,由陶百川主持,1940年陶氏奉調返重慶,改由陳訓悆接任。陳訓悆主持該報時期,渡過了左右兩派漢奸的圍攻,也渡過了日軍的圍城。在日軍圍攻香港時期,該報與香港政府合作,立論方針在鼓勵士氣、鎮定人心,每日出刊,從未間斷,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才停止。[36]國民日報社設在香港擺花街,日軍進攻香港時,編輯部搬到中華樓,繼續出刊,總主筆王新命在12月26日拂曉時還買到自己前一天編印的《國民日報》。[37]

據1940年僑委會的調查,海外僑報社共計128所,與1935年相比,新設者49所,停辦者15所,實增34所。以地區論,香港與南洋最多,其次是美洲,而其他地區很少。其中香港增加最多,比戰前多出一倍以上。[38]這正足以說明戰時國民黨中央特別派員前往香港主持宣傳工作的根本原因,同時日本、汪精衛政權、中共也都在此地進行各項宣傳活動。

1939年6月吳鐵城還投資了英國商人在1857年所創辦的香港孖刺西報,並且推定俞鴻鈞為該年度的董事長,決定該報之宗旨為(一)擁護中華民國及國民黨,(二)促進中英兩國邦交,(三)擁護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四)居間促成西南各省與香港之經濟商業及其他種種關係。此事在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26次會議中,以密件加以討論,決議准予備案。吳鐵城在會議中報告此事時指出,他開始籌備此事是在其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任內,但因廣州淪陷,稽延至他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後才完成此事。[39]可見這是吳鐵城先斬後奏的作為,不過,該報由英國商人的報紙,一變而改為「擁護中華民國及國民黨」,當然是國民黨所樂見的。從這個例子不難理解吳鐵城在黨中的份量及得到層峰的信任,才會如此迅速秘密地採取行動。

吳鐵城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時,以榮記行作為活動處所,內部還設有函授學校。[40]函授學校的目的,一面使海外黨務工作人員獲有深造機會,一面使海外僑胞了解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及其一般政策,俾能擁護政府,支持國策。該校聘請對華僑問題素有研究者及國民黨高級幹部授課,編印講義寄發海外。國民黨海外部於1939年5月10日開始有函授課程,至12月底畢業,海外參加學員共計1,434名。[41]

海外部還推行小組訓練,至1940年6月止,以駐港澳總支部推行最力。至1941年,駐港澳和菲律賓兩總支部均已舉辦組長訓練班。[42]

大約在1940年,吳鐵城已留意日本可能發動對英開戰,而香港必首當其衝,因此吳氏即多方設計,預定應付緊急時期的規劃,秘密召集港、九兩支部的國民黨幹部同志,指示應付戰局的辦法及潛伏退出的方法,並且曾經兩度演習。而陳策於1941年代理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後,仍賡續前規,精密籌備應付戰局。[43]這也是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策得以帶領國民黨員及一部份英軍安全撤退的重要背景。

吳鐵城主持港澳黨務為時並不長,1939年11月20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任命吳鐵城為海外部長。12月吳氏與俞鴻鈞被調返中央服務。[44]但是吳氏仍暫兼港澳黨務,1941年4月吳鐵城調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45]至此,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出缺,且吳鐵城及俞鴻鈞兩位委員離去,於是在1941年4月以陳策代理主任委員,並加派吳子祥及陳耀垣為委員。[46]

四、抗戰後期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的籌劃

本節說明香港淪陷後,吳鐵城身為國民黨秘書長,仍持續對於港澳黨務有所籌劃及指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華民政務司暨戰時督察處主任羅旭和爵士,特地拜訪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將軍,請其策動僑胞協助英軍防守,12月10日在陳策主持下,組成「中國駐港各機構臨時辦事處」,宣示中國正式對日德意宣戰,並發動僑胞協助香港政府保衛香港,參與抵禦日軍入侵,除擔任運輸、聯絡、救傷、消防、維持社會秩序等工作外,更與英軍並肩作戰。12月25日香港總督向日軍投降,陳策被迫於次日率同僚屬及英軍軍官多人,冒日軍炮火,突圍出險,返回中國。[47]國民黨的文獻指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同志當香港危急之際,領導當地僑胞英勇抗敵,為友邦人士所敬仰。[48]陳策和其隨從兼港澳總支部秘書徐亨都因協助英軍而得到英皇喬治六世的勳位和勳銜。[49]

香港淪陷後,大批原本滯留香港的中國知名人士,都在中共及國民黨駐香港地下工作人員的安排下逃回後方,[50]

港九淪陷後,海外部為了明瞭港澳黨務實際情況起見,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間派員由廣州灣密赴澳門、香港等地視察。[51]

劉維開認為香港淪陷後的黨務重點在於情報工作,[52]而老冠祥則稱,香港是中日兩國暗地進行「外交」和「情報」角力的「隱閉戰場」。[53]筆者在拙著《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中也談到國民黨長期以來都是以「黨務、外交、僑務、情報四者連環交叉運用」[54],最明顯的時期和例子可謂是抗戰時期的香港和澳門。

香港淪陷後,孤島澳門對國民黨的黨務及情報都更加重要。國民黨港澳總支部所屬的澳門支部常務委員兼廣東僑務處長周雍能,此時遂發揮相當大的作用。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國民黨在香港所設的電台悉遭日軍搗毀,吳鐵城隨即指示周雍能在澳門設立電台,周氏乃利用與澳門總督的友好關係,搜集日方情報,並將困在香港的黨員動態報告中央黨部。當時吳鐵城已轉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其透過周氏之報告成為各種消息的總匯,向其問訊者踵趾相接。香港一淪陷,澳門的地位愈形重要,周雍能的工作也更加積極。澳門漢奸乃決定暗殺周雍能,周氏被迫化裝逃回重慶。[55]

由於香港受日本控制,1941年12月以後,港九黨務陷於停頓,作為前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及現今黨中央秘書長的吳鐵城,對於港澳事務仍持續關注。

為因應香港淪陷後的情勢發展,秘書長吳鐵城於1942年1月12日,在總裁官邸會報中,向總裁蔣中正報告「香港陷落後情形以及今後工作重新佈置,集中經費,指揮統一,設法救濟潛伏在內及脫險同志」,經口頭指示照辦。3月2日吳鐵城再於總裁官邸會報中,報告香港今後工作方針,為建立工作據點,以及原駐港各單位採取分工合作,統一指揮,其內容如下:

一、就香港、澳門、廣州灣、惠陽建立4個工作據點,仍由陳策同志主持。

二、各單位分工合作,統一指揮。港澳總支部分布幹練同志於各階層,秘密組訓,分化並破壞敵偽奸黨行動,並收集情報,供給同盟國;青年團吸收優秀青年,協助赴內地升學,其留港者,加強其革命意識及鬥爭情緒;宣傳專員辦事處協助戰區司令,著重於淪陷區民眾及敵偽奸黨之宣傳。[56]日後大致上均依照此方針所訂的原則執行。

為了維繫港澳黨員和僑胞,及搜集情報、搶救物資,1942年7月吳鐵城與海外部長劉維熾[57]聯名,呈請蔣總裁同意改組駐港澳總支部,獲得同意。改組後的駐港澳總支部之成員如下:主任委員陳策、執行委員兼書記長陳素、執行委員陳劍如、沈哲臣、劉世達、王蒼雨、袁良驊、黃劍棻、林卓夫。[58]以上各位委員於10月1日在桂林就職,是為港澳總支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59]

港澳總支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暫時以曲江為辦事處,並分設惠陽、廣州灣工作站,改組港、九、澳三支部組織直屬分部於曲江,積極聯絡港九各工會為工作據點,並設戰時工商文化各種委員會於曲江,聯絡港九灣各地工商文化潛伏人員,工作正開展之際,而廣州灣被敵佔據,港九工作據點又為敵偵破,各種工作之進行均受阻礙。[60]

1942年12月底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請假,其職務由陳素代理。1943年5月陳策辭職照准,遺缺由陳素升充,並改派該部委員黃劍棻為書記長,另又派黃令駒、陳子木為委員。不久,委員陳劍如辭職,遺缺由胡友椿接任。此為該總支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直到抗戰勝利時,該總支部未再改組。這一時期,該總支部工作備極艱困,機構屢遭破壞,港九黨務特派員李蘇雲等先後殉職。[61]

戰時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歷任委員名單,請參考表三。

表三:戰時歷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委員名單

第一屆執行委員會(1939年7 月正式成立)

主任委員  吳鐵城

委員兼書記長  高廷梓

委員  陳策、俞鴻鈞、歐陽駒、簡又文、區芳浦、陳劍如、陳素

第二屆執行委員會(1942年10月1日在桂林就職)

主任委員  陳策

委員兼書記長  陳素

委員  陳劍如、沈哲臣、劉世達、袁良驊、黃劍棻、王蒼雨、林卓夫

第三屆執行委員會(1943年5月?)

主任委員  陳素

委員兼書記長  黃劍棻

委員  沈哲臣、劉世達、袁良驊、王蒼雨、黃令駒、陳子木、胡友椿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印,《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台北:編者自印,民國50年11月12日),頁204─206,由筆者整理列表。

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間,駐港澳總支部徵求新黨員,計有32人。[62]新黨員的人數如此少,顯示國民黨港澳的黨務工作很難開展。

1943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的徐恩曾[63]致函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報告中統在香港所設置的電台,已於4月10日與澳門電台試通成功,此後如有電報,請直接交由該局轉發,但是因環境困難,對外仍然保持秘密。[64]可見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工作正在逐漸恢復。

五、結語

吳鐵城早年已加入同盟會,抗戰初期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州卻在其任內淪陷,喪失國土的恥辱,使他在後來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時積極作為。

香港和澳門在抗戰前已設有獨立的直屬支部。抗戰爆發後,軍火經由香港輸入中國者,常佔75%,故而香港對於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香港、澳門的地位更形重要。國民黨開始籌劃擴展在港澳的黨務及僑務工作。1939年將澳門與香港兩個直屬支部合併改組為駐港澳總支部,同年7月正式成立。黨中央委派吳鐵城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

此時,在吳鐵城的強力主導下,港澳黨部變得非常活躍,徵求新黨員有長足的進步。改組後的港澳總支部,雖然面臨日本、汪精衛黨羽、共產黨的競爭活動,但工作進行甚為活躍,自1939年7月至同年底,致力於徵收新黨員,且港、九、澳三處由原有的12個分部,增至41個分部,181個小組。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港澳黨員人數合計,由數百人增至將近七千人的規模。

吳鐵城於1939年底轉任海外部長,但是吳氏仍暫兼港澳黨務,至1941年4月吳鐵城調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在秘書長任內,港澳黨務依然是吳鐵城重視及關注的事務。

太平洋戰爭前,港澳總支部的工作,主要是對海外宣傳抗戰建國的國策、拉攏青年及婦女、藉社會服務事業推展黨務、打擊日本和漢奸組織、對抗中共的宣傳、鼓勵華僑參加抗戰陣營、協助僑胞回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港九黨務陷於停頓。澳門未被日軍佔領,成為「孤島」,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人員陸續撤退,只有澳門支部的周雍能繼續留在當地搜集情報。此時周雍能的情報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的吳鐵城,透過周氏的報告,成為當時情報的總匯。孤島澳門對國民黨的黨務及情報都更加重要。

港九黨務陷於停頓後,吳鐵城在黨中央秘書長的職位上,仍與海外部密切合作,籌劃重新改組港澳總支部,1942年7月進行改組,港澳總支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於10月1日在桂林就職。港澳總支部以曲江為辦事處,在曲江、惠陽、廣州灣等地活動,但已失去其向海外宣傳抗戰及吸引僑胞支援的功能。唯有情報工作,仍在港澳秘密進行中。

吳鐵城任職港澳黨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抗戰期間吳鐵城持續關注港澳的黨務、僑務工作,在加強對外宣傳及拉攏僑胞,以促使僑胞支持國民黨抗戰建國方面,有所建樹,港澳的國民黨黨員人數有所增加,而抗戰宣傳、文化建設及情報工作亦有作為。


*本文首次發表於「吳鐵城與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感謝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教授的邀請與會,本文的修改,特別感謝評論人陳鴻瑜教授給予指正,以及會中一些學者提供寶貴意見。本文寫作期間得到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畢業生莊景雅及宋冠美的協助收集史料,在此一併致謝。在出版前,本文又增補了大約兩千多字。

[1]楊奇主編,《英國撤退前的香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3 月二刷),頁264-265。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港澳事務手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82年5月),頁1-2。

[2]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澳門地理》(澳門:澳門基金會、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10月),頁1-7。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一版),頁16-17,28-35。

[3]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頁93-95,99-100。

[4]〈請向英政府切實交涉將香港新行之移民例從速撤銷1941/3〉,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2/60.66。

[5]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5月初版),頁31,62。

[6]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9年9月),頁477-499。王正華,〈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年至30年)〉,《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3-439。老冠祥,〈國民政府與香港抗戰〉,《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年3月),頁88-123。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7卷4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2007年11月),頁83-106。朱德蘭,〈從日本軍方檔案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過〉,收於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編,《1996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6年),頁69-84。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41─476。

[7]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7卷4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2007年11月),頁83-106。文中討論到:「港澳總支部成立之初,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務工作即陷於各種人事糾紛之中。……主要是來自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吳鐵城與時任中央秘書長朱家驊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吳鐵城不甘屈就總支部主委一職;另一方面,朱家驊又極力想加強對總支部控制,以增強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之間的矛盾從當時國民黨在香港設置的秘密機構或許可以看出些端倪。」筆者對此說法並不認同,更詳細的討論則有待日後再加說明。而會議中,吳鐵城先生的孫女吳美雲女士針對此點,表示她很訝異金以林文章的見解,她說:「在我祖父過世前,朱家驊是我家的常客,他每週二來我家,我小時候認為朱家驊是我祖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因此她並不認為吳鐵城與朱家驊之間有什麼矛盾或衝突。

[8]張震西,〈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收於《吳鐵城先生紀念集(一)》(台北:出版資料不詳),頁1─10。秦孝儀主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4年6月初版),頁162-163。百度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view/463002.htm,2010年7月1日閱讀,此網站之記載略有錯誤,筆者已予修正。

[9]林養志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82年),

頁112附表二及附表四。

[10]〈香港直屬支部組織人事任免案1937/4〉,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3/41.25。

[11]林養志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頁112附表二及附表四。

[12]王正華,〈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年至30年)〉,《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9年9月),頁394-401, 414。

[13]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3年11月24日初版),頁115, 149。

[14]張發奎口述,夏蓮英訪談,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

術出版社,2008年5月一版),頁270。

[15]王正華,〈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年至30年)〉,頁430。

[16]周雍能,〈三十五年來我與鐵老〉,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台北:出版資料不詳),頁58-59,廣州淪陷後,中等以上學校多遷至澳門,學生數萬人,難民亦不少。韓劍鋒,《香港華人教育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8年7月),頁26,「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中國對日抗戰正殷,沿海有志而熱心教育事業之人士,多暫時遷移香港,繼續辦理大學或專上學院、中學、小學及各種職業學校,使香港之教育事業,一時至為蓬勃。」

[17]〈改進香港黨務綱要案1939/3/9〉,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3/117.8。

[18]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87年),頁143。

[19]王正華,〈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民國26年至30年)〉,頁406。

[20]周雍能,江西鄱陽縣人,曾參與晚清革命,後來加入中華革命黨,1920年前往古巴成立古巴國民黨總支部並創辦「民聲日報」,回國後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北伐時期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抗戰前受吳鐵城之邀,參與上海市政及任廣東省政府顧問。參考沈雲龍訪問,《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6月初版),前言頁1-3。

[21]沈雲龍訪問,《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頁150。

[22]陳立夫,〈氣度恢宏的吳鐵老〉,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台北:出版資料不詳),

頁2。謝永光的《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年),頁44稱吳鐵城以「海外

部長」的身份主持「海外部駐港辦事處」,這是不正確的,吳鐵城當時的職稱是「國民黨駐港澳

總支部主任委員」,其後吳氏才轉任「海外部長」。

[23]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印,《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台北:編者自印,民國50年11月12日),頁204─205。

[24]黎晉偉,〈鐵老風範使我終生不忘〉,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頁78-79。

[25]沈雲龍訪問,《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6月初版),頁150-155。周雍能,〈三十五年來我與鐵老〉,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頁58-59。

[26]姬田光義解說,《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90年2 月28日二刷),頁別表一。

[27]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150,153。

[28]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156-157,263,286-287,320。老冠祥以戰後香港黨員數推估戰時香港黨員人數是超過一萬人,這是高估了,參見〈國民政府與香港抗戰〉,《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年3月),頁106─107及註142。

[29]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292-294。

[30]《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篇)──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史料初稿彙編》(台北:編者自印  ,民國50年11月12日),頁19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印,《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204-205。

[31]陳恩成,〈吳故理事長在國民外交方面的貢獻〉,《吳鐵城紀念文集(台北:出版資料不詳),頁23-24。谷正綱,〈鐵城先生對國民外交的成就與影響〉,《吳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集》(台北:出版資料不詳),頁7。鍾正君,〈豁達大度的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集》,頁158-159。

[32]關於吳鐵城對於港澳文教的重視,以及其文教工作與抗日之關聯,可參考拙文〈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41-476。

[33] 《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204-205。

[34]陳立夫,〈氣度恢宏的吳鐵老〉,谷正綱,〈鐵城先生對國民外交的成就與影響〉,莊心在,〈吳鐵老與抗戰期中的南洋〉,黎晉偉,〈鐵老風範使我終生不忘〉,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台北),頁2,6,62,78-79。

[35]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出版社,1987年),頁42。

[36]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6年7 月初版),頁60─61。馮愛群編著,《華僑報業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65年9 月再版),頁25,此處將陳訓悆記為陳訓畬,將《國民日報》創刊時間記為27年8 月,但該報創刊應是在28年改組駐港澳總支部以後的事,故應是林友蘭的記載較正確。姬田光義解說,《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90年2 月28日二刷),頁361─362,此處記為陳訓憲,是陳布雷的從弟。莊心在,〈吳鐵老與抗戰期中的南洋〉,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台北),頁62,此處也記為陳訓悆。祝秀俠,〈抗戰期間鐵老訪問南洋簡記〉,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紀念集》,頁47,此處也記為陳訓悆。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民國73年4月1日),頁293─294,此處對陳訓悆有較詳細的介紹,他是中央社第二任總編輯,是陳布雷的弟弟,在其擔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期間,曾與中央社香港分社人員常有聯繫。

[37]王新命,《新聞圈裡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民國46年9 月初版),頁444,464,466-467。

[38] 〈海外文化團體概況〉,僑務委員會編,《十年僑務特刊》(重慶:編者自印,民國31年4 月16日),頁23─25。

[39]〈吳鐵城報告投資香港孖刺西報案,1939/7〉,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3/126.15。

[40]陳立夫,〈氣度恢宏的吳鐵老〉,莊心在,〈吳鐵老與抗戰期中的南洋〉,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集》,頁2,62。

[41] 《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篇)──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史料初稿彙編》,頁 201。余超英,〈海外黨務的發展與組訓問題〉,《華僑先鋒》七卷二、三期合刊(民國34年3月30日),頁26。

[42]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99。

[43]陳策,〈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工作報告書,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2/251。

[44]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49。

[45]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9年9月),頁480。

[46]《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205。陳策是廣東海軍的首領人物,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護法大業,全國統一後,任海軍第四艦隊司令。駐港澳總支部成立後,任執行委員,同時任國民政府駐港軍事代表,負責與香港政府和駐港的英國海陸軍聯繫,參考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80。陳策將軍當時的軍階是海軍中將,參看姚奇木、陳兆一,《香港華僑概況》(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0年10月台初版),頁39。

[47]《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205 。《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篇)──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史料初稿彙編》,頁186。

[48]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43。

[49]陳策曾撰寫其率領英軍突圍的報告呈交黨中央,此一遺稿現收錄於徐亨口述、林秋敏紀錄,《徐亨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民國87年6月初版),頁27, 163-182。

[50]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1895─1945(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 ),pp.265─266,此處列舉了不少中國知名之士,日本正設法拘禁他們。關於中共如何營救滯港知名人士,已有非常多的文章和書籍詳細記載,但是關於國民黨的營救活動卻很少人強調和撰寫,不能不說是學界研究的偏差。

[51]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30。

[52]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84。

[53]老冠祥,〈國民政府與香港抗戰〉,《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頁88─123。

[54]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台北:國史館,1997年5月初版),頁633-634。

[55]沈雲龍訪問,《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頁153─155。周雍能,〈三十五年來我與鐵老〉,收於《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頁58─59。

[56]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頁482-483。

[57]劉維熾繼吳鐵城為海外部長,自1941年4月2日通過任命至1943年10月4日缷任,參考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3年11月24日初版),,頁149─150。

[58]〈會商香港今後工作原則及方針結果 1942/3/21〉,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會議記錄5.3/188.11。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32。

[59] 《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205-206。《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篇)──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史料初稿彙編》,頁188,191。以上史料均未列出駐港澳總支部有林卓夫委員,但是〈會商香港今後工作原則及方針結果 1942/3/21〉,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會議記錄5.3/188.11,則有林卓夫。

[60]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54。

[61]《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下篇)──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各地黨部史料初稿彙編》,頁 206。李蘇雲,本名邱清猗,化名李蘇雲、蘇子樵、尤思靜,福建人,職業是罐頭雜貨商,實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交通處香港站長、海外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長、港澳總支部香港黨務特派員,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請參考朱德蘭,〈從日本軍方檔案資料看日軍占領香港及破獲諜報組織之經過〉,收於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編,《1996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民國86年),頁77。

[62]劉維開編,《中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369。

[63]徐恩曾,浙江吳興人,畢業於南洋大學,留美返國後,曾任中統局副局長、局長,參見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台北:新銳出版社,民國83年10月一版),〈編者的話〉頁1。

[64]〈徐恩曾致吳鐵城函〉,民國卅二年四月十四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碼:特03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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