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鐵城與東北(1928-1930)

陳進金*

一、前言

吳鐵城(1888-1953),以字行,廣東中山(香山)人,因父親吳玉田曾於江西九江經商,吳氏出生於江西,曾入九江同文書院就讀。1909年,因林森介紹而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吳氏被推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參與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袁世凱失敗後,隨孫中山出走日本,入明治大學攻讀法律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翌年(1915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華僑《自由新報》主筆,力倡反袁。1921年,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後,出任總統府參軍;1922年陳炯明反孫(中山)時,吳鐵城在香山組織地方團警支持孫中山;1923年,任討伐陳炯明東路討賊軍第一路軍司令、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兼警務次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十七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

1927年6月,吳氏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翌年(1928)遊說張學良易幟,達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1929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南京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等職;1931年,出任警察總監,僑務委員會委員,仍兼任國府委員;1932年1月,任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1937年,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8年冬,廣州淪陷,因戰事失利,由粵籍將領李漢魂接任政府主席。1939年,吳氏開始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宣傳抗戰;翌年(1940),出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赴南洋宣慰僑胞,緣於此一經歷,吳氏乃於1942年創辦「南洋華僑協會」(華僑協會總會的前身),並出任首任理事長。1941年春,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1947年,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轉任總統府資政1953年病逝於臺北,享年66歲。[1]

綜觀吳鐵城一生,自追隨孫中山革命建國以來,歷任黨政軍要職,除了黨務、政務外,也兼理僑務工作;不過,民國史學界有關吳鐵城的研究較為缺乏,這可能是因為有關吳氏的文獻資料較為零散有關。是以,有關吳鐵城與民國之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刊印,或是相關議題的學術研究,仍有待學界關注。

1954年,中央文物供應社曾出版吳鐵城所撰寫《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一書,後來重新校對並收錄一些友人的悼念文章,由三民書局於1968年再度出版,書名改為《吳鐵城回憶錄》。[2]較令人遺憾的是,根據《吳鐵城回憶錄》的目錄,該書原本預定撰寫12章,但吳鐵城僅完成6章即因病中輟,其中有關東北的人事物,空留章名卻無內容。[3]是以,本文〈吳鐵城與東北(1928-1930)〉的撰寫,其目的即在補充《吳鐵城回憶錄》一書的遺憾。其次,以往有關吳鐵城與東北關係的論著,大都是屬於回憶性質的文章,如齊世英的〈鐵城先生與東北協會〉、吳煥章的〈鐵老與東北〉、孟廣厚的〈吳鐵老與東北〉等。[4]上述回憶性質的文章,雖然提供了吳鐵城與東北的相關論述,但缺乏相關文獻檔案的佐證,其內容仍有不足之處。是以,本文將參考國史館所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閻錫山史料》(以下簡稱「閻檔」)等檔案文獻,更具體地來探討1928-1930年吳鐵城東北之行的意義與影響。

有關吳鐵城與東北的關係,張羣於《吳鐵城回憶錄》一書的序言中曾提及,他說: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華北旋告底定,統一之局粗成,而政令猶不能出關,先生於此時僕僕奔走關內外,遂以促成東北之易幟。十九年北方之變,國本為之震撼,先生受命再度出關,雍容談笑而導致東北之內嚮。[5]

事實上,吳鐵城於1928-1930年間曾多次出關前往東北,其中與民國史事發展具有關鍵性因素者,除了張羣所言之「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外;1929年冬,吳鐵城也曾因東北發生中東路事件,受命至東北宣撫,先後曾至長春、吉林、哈爾濱、札蘭諾爾、博克圖各地,激勵士氣。[6]但由於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相關文獻資料蒐集不易,故本文僅擬討論吳氏於1928年、1930年兩次東北之行的意義與影響,至於1929年的東北行則留待專文補闕。

二、1928年:東北易幟

1928年1月7日,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即進行北伐的規劃;他一方面建立總司令部,籌謀動員北伐所能夠運用的兵力;另一方面則與馮玉祥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亦派代表與會。[7]正當蔣、閻、馮三角同盟關係逐漸形成後,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為因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情勢,也於1928年2月20日召開最高軍事會議,除了軍事部署外,會中也有聯絡桂系以定大局的主張。[8]

到了1928年2月,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集團軍相繼編組完成後,蔣中正立即進行北伐軍事行動;4月下旬,制訂第二期作戰計畫,令第一集團軍乘勢進攻,以佔領濟南,殲滅黃河以南敵軍。蔣氏對於第二期作戰,深具信心,但對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則有所顧忌。因日本政府於4月18日以保護日僑為由,出兵青島、濟南,田中義一首相又於20日通過增加出兵山東的預算。因此,蔣中正對於日本政府意圖阻擾北伐的舉措,深懷戒心,曾有所感嘆曰:「第二期作戰,吾可操左券,但日本之忌嫉阻礙,其力必加強,吾不可不密為準備也。」[9]

由於國民革命軍的攻勢猛烈,張作霖乃下令所部退卻,5月1日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佔領濟南。[10]濟南一役的勝利,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的重大關鍵,革命軍將可順利渡河北上,會同第二、三集團軍直搗北京,早日完成北伐大業。不料,日本田中政府竟然於5月3日在濟南製造慘案,試圖阻擾革命軍北伐,完全暴露其侵略中國的野心。[11]蔣中正深知日本尋釁的目的,在於阻擾革命軍繼續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因此,蔣氏乃急令各軍隊伍不許外出,靜候命令,力避與日軍衝突;另一方面,即派張羣前往日本與田中直接交涉,以尋求轉圜餘地。[12]

當第一集團軍受困於濟南慘案之際,第二、三集團軍的北伐行動已經有所進展,1928年5月中旬相繼攻下石家莊,續向京、津挺進。5月22日,閻錫山電告蔣中正:「奉軍托(託)人來云,如晉軍能和平接收京、津,則奉軍可退出關外,一致對外。」[13]當時日本政府在旁虎視眈眈,亟欲利用革命軍進入京、津之際,再以保護滿洲日僑為由,冀圖製造事件,出兵干預中國內戰。是以,蔣中正為消弭日軍陰謀,已有和平接收京、津計畫,唯一顧慮的是馮玉祥的態度。[14]5月25日,第三集團軍攻克張家口,並兵分三路向京、津全面推進。6月2日,張作霖下令所部退卻,並發表出關通電;4日,張氏被日人炸斃於皇姑屯。6日,張學良等商定奉軍撤退事宜;隨後,第三集團軍進入北京、天津,國民革命軍北伐大功至此暫告一段落,而剩下的是東北易幟的問題。

不過,有關東北易幟一事卻是歷經波折。1928年6月19日,成立東三省保安會,張學良被推舉為奉天督辦、保安委員會主席,開啟了張學良時代的序幕。[15]張學良親身參與多次內戰,有感於戰爭的殘酷,而萌生反戰的思想。[16]尤其濟南慘案發生後,更讓張學良對於因內戰,而使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深表痛心。[17]特別是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自知僅憑東北一隅,難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欲免東北危險,必須國家統一」、「只有國家統一,才能轉弱為強。」[18]是以,張學良就任奉天督辦後,乃執行其對國民政府息戰止爭的方針。是以,日本人暗殺了張作霖,不僅促使奉軍內部的世代交替,且更加速東北軍和國民政府的互動。[19]

有鑑於國、奉雙方接觸頻繁,1928年6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即訓令駐奉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張學良提出警告云:「為今之計,東北宜以保境安民為重,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20]由於日本政府從中阻攔,使東北歸順中央有了變數,但東北能否順利易幟,象徵國民政府是否真正統一全國。蔣中正思量再三,決定派吳鐵城北上長川駐瀋,負責與東北當局折衝,以遊説張學良歸順南京國民政府。[21]

有關東北易幟一事,因為日人一再干涉,歷經「七月易幟」、「雙十易幟」兩次生變。[22]1928年11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舉行加冕大典時,東北派遣祝賀正、副專使莫德惠、王家禎赴日,莫德惠乃親自與田中義一爭辯東北易幟問題,最後田中承認易幟是中國內政問題,等於實際默認東北易幟一事。12月29日,張學良、張作相等聯名通電宣布,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易幟,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莫德惠對於其能說服日本田中政府,歸功於吳鐵城的一席話,他說:

民國十七年,中央與東北均力求和平統一,惟國際間情勢非常複雜,其中最為強鄰注意者,厥為易幟,曾以書面向東北地方當局表示意見,中央與地方均十分焦慮。先生代表中央參與其事,我則對於地方實負其責,先生對我曾謂:「現為一致對外之時,所謂一致者,不但中央與地方要一致,而地方上下更要一致,至於赴日如何商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幾句話使我融會其意,幸得說服強鄰。[23]

事實上,東北易幟能以和平方式完成,在於蔣中正強烈主導南京政策,與張學良對於國家統一的堅持;蔣、張二人的意志,共同完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不過,吳鐵城運用其與許多東北將領的舊交,感以私誼,憑藉出色的協調交際才華,幾經折衝,終於説服了東北地方當局,也是功不可沒。由於吳鐵城與東北將領相處融洽,故1929年西北軍反抗中央、中東路事件爆發時,吳氏再度出關前往瀋陽,負責疏通東北軍。[24]1929年12月6日,吳鐵城由北平出發前往山西太原,負責擔任閻錫山就職的監誓員,隨後出關前往東北,而於長春車站發表講演,再度提到:「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25]因而博得東北各界的好感。

吳鐵城出關北上,除了促成東北易幟與宣撫外,對於北方的觀察更是細緻,他提到北方有:「一大利四大害」。一大利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四大害為:第一害,日俄兩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第二害,反動的勢力的潛伏;第三害,各地之匪旱蝗災的慘狀;第四害,海洛英毒品的銷行。[26]是以,吳氏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報告,可以說是中東路事件後、中原大戰前,南京對東北與華北政情的報告與分析,也是吳氏歷時兩個月,行路一萬七千華里的實地考察所得。從這篇報告中,對於即將發生的中原大戰,與一年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深具警惕作用。[27]

基於吳鐵城對於東北的瞭解與東北將領的情誼,因此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吳氏得以銜命再度出關遊說東北張學良,遂有東北軍入關助蔣,擁護中央之舉。

三、1930年:中原大戰

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八個軍中除第一軍由黨軍改編外,其餘各軍則分屬湘(第二、六、八軍)、滇(第三軍)、粵(第四、五軍)、桂(第七軍)軍系統,地方色彩頗為濃厚。[28]其後在北伐進行中,許多地方軍閥紛紛加入國民革命的行列,但仍保留其原有編制,只是換一個新的番號。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認為:以這種方式收編的部隊,並非真心獻身於國民革命事業,而僅僅是為了保存自身的實力;他們雖然改變了身分,但仍是不折不扣舊軍閥的隊伍。是以,1928年12月東北雖易幟,中國雖然達成統一,但「殘餘的軍閥主義」依然存在,國民政府仍無法完全控制擁兵自重、割地自據的地方軍人。[29]

有鑒於此,蔣中正乃決心裁減軍隊,實施國軍編遣。1929年元旦,國民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準備從事部隊縮編,乃引起地方軍人的猜疑,認為政府藉以削弱其軍權,遂有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行動。[30]郭廷以就曾對上述情形有所評論云: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31]

就在「中央求統一」、「地方反獨裁」的爭執中,1930年初掀起了民國建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史稱「中原大戰」。

1930年2月,蔣中正與閻錫山進行「電報戰」[32]之際,即已體察足以左右南北情勢者,惟張學良一人。[33]因此,蔣氏積極結納東北軍,務必使瀋陽和南京立場一致,共同對抗太原閻錫山。為了籠絡張學良,蔣氏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煜瀛、張羣等人,前往瀋陽進行勸說與談判。透過吳鐵城等人隨時偵察東北態度,藉以完全配合奉張的各項需求,終於促成張學良決定揮軍入關,擁護南京中央。其中方本仁、吳鐵城等人長期駐節關外,善於掌握情勢,靈敏因應,遂能不辱蔣中正所託,而順利完成「東北使命」。

中原大戰期間,吳鐵城之所以奉派東北,是因為吳氏已有多次東北行的經驗,其中尤以1928年的東北易幟與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宣撫,更具關鍵;是以,吳鐵城不僅洞察東北情勢,且與東北各界建立了良好關係。故1930年3月中旬,吳鐵城三度銜命赴瀋陽,積極聯絡東北高級將領;值得注意的是,吳氏運用其靈活的外交手腕,使南京蔣中正得以順利爭取張學良的支持。

首先,是對張學良訴諸於「國家統一」的要義,蔣中正曾透過吳鐵城明確告知張氏:

吾人革命首重主義,次論成敗。如果閻、馮觀望不前,竟立政府以成南北對峙之局,則中央為革命主義與政府立場計,皆不能不出於討伐之一途。否則統一既被破壞,國家立召分裂,外侮更必加烈。……想漢兄亦必共同一致,以救黨國也!但中深信,中央有漢兄之在東北,則馮、閻之在北方決不敢放肆異甚。故漢兄不贊成馮、閻有所組織,乃無異為黨國保障統一也。[34]

其次,是給予張學良充裕的財政支援。1929年中、俄間發生「中東路事件」時,南京政府曾允諾可出兵十萬,撥軍費數百萬元,後因討伐西北,無暇兼顧,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撥。[35]中東路事件期間,東北軍獨立抗俄數月,不但兵疲民困,財政上更是捉襟見肘。是以,充裕財政經費的挹注,對東北軍而言,無異久旱逢甘霖。基於此,如何給予張氏充裕的財政支助,也是爭取東北軍的重要方式之一。當時,東北所出售的武器,價格高於日本一倍,但吳鐵城等人積極主張南京中央應向東北購買武器。於是,南京方面乃向東北兵工廠訂購重野砲、山砲,及砲彈、手槍等,透過武器的購置如同給予東北財政支助於無形。[36]

同時,蔣中正也承諾支持東北軍的軍隊開拔費用。1930年5月,蔣、閻展開大戰前夕,蔣中正急電吳鐵城等表示:若奉張榆關部隊願出兵,將立即電匯50萬元,作為軍隊開拔費用。[37]後來,南京中央決定先匯款200萬元給東北做為出兵費用。[38]6月10日,蔣中正即電告吳鐵城、李煜瀛等,東北出兵經費200萬元已匯出,並請張氏儘速出兵佔領平、津,進展石家莊,以斷晉閻歸路。[39]6月13日,李煜瀛偕同胡若愚赴滬,胡氏對外宣稱係為了替張學良答謝致送壽禮者,且擬在滬就醫治病。[40]實際上,胡若愚南行完全是擔心東北一經出兵,奉票金融將立生險象,才由李煜瀛陪同到上海與財政部長宋子文面洽。[41]由於此時南京中央軍在濟南城情勢危急,亟須東北軍入關援助。是以,蔣中正連續於6月14日、16日致電宋子文,請宋氏切勿拒絕與李、胡會商,同時要宋允諾保障奉票金融,以促使張學良出兵。[42]1930年6月東北出兵之舉,雖因內部意見不一而作罷;不過,南京中央在財政上的充裕支持,表現了一定誠意,也影響了張學良的態度。

此外,吳鐵城也充分掌握閻錫山、汪兆銘等人派員來瀋遊說的情形,並將此一訊息隨時回報蔣中正,俾於蔣氏的決策與因應之道。1930年初,閻錫山決心起兵反蔣時,深切瞭解張學良舉足輕重的實力;是以,在與南京中央進行「電報戰」之前,即已先委派鄒魯攜帶通電(即後來致蔣之〈蒸電〉)原稿,赴瀋陽欲徵詢奉張意見。[43]此外,閻錫山又派代表梁汝舟赴瀋,2月18日梁抵瀋謁張學良等東北各要人。[44]閻錫山方面為了拉攏張學良,不斷派遣代表赴瀋向張學良勸說,前後計有梁汝舟、張繼清、溫壽泉、門致中、孔繁霨、楊廷溥、鄧哲熙、孫傳芳、賈景德、薛篤弼、郭泰祺、陳公博、覃振、傅作義等十餘人。[45]

此時,代表南京中央在瀋陽進行遊說的吳鐵城,不僅掌握閻錫山代表在瀋陽的活動情形,並立即致電南京中央,以便於蔣中正得以把握先機。如1930年4月,閻錫山收買各路工人,使南京中央在北方的許多工作難以展開,吳鐵城立電告古應芬。[46]又如汪兆銘的代表郭泰祺前往瀋陽面見張學良,試圖說服張氏支持閻、汪,吳鐵城也立即掌握情報,並於4月12日致電告知南京;[47]4月18日,有關於郭泰祺在瀋陽接洽的情形,吳氏又立即致電告知張羣。[48]此外,閻錫山代表孔繁蔚等人代表閻氏赴瀋請求援助,張學良於4月18日接見孔繁蔚等人的情形,吳鐵城也一一回報南京,以便蔣中正掌握瀋陽的情勢發展。[49]

吳鐵城除了掌握敵方動態的情蒐外,同時也觀察奉方的動靜,隨時回報蔣中正等。1930年7月,閻錫山、汪兆銘等於北平召開擴大會議;4日,張學良代表危道豐致電張氏表示:此間均一致尊重鈞座,擬懇加入擴大會議,並徵求意見暨磋商組織辦法。[50]同一時間,汪兆銘亦曾向張學良代表湯爾和表示,若奉張同意加入擴大會議,則東北不要黨治,國民黨亦可以旁觀,決不會為大局的障礙。[51]9月1日,擴大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兆銘、唐紹儀、張學良、謝持等七人為國府委員,以閻為主席。[52]到底張學良對於北平擴大會議的態度為何?南京蔣中正必須進一步瞭解,才能有所因應,吳鐵城就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吳氏曾致電王正廷表示:東北對於擴大會議不重視,同時對於汪兆銘也非常的冷淡;[53]也曾致電蔣中正告知:顧維鈞回瀋向張學良報告北平擴大會議組織政府的情形。[54]吳氏上述電文內容,讓南京得以瞭解張學良並不贊成召開北平擴大會議與成立國民政府,也讓蔣氏可以進一步來爭取張氏的支持。

吳鐵城長期駐節瀋陽,也成為蔣(中正)、張(學良)互相溝通的平臺,張學良有時會透露閻、馮活動予吳鐵城,再由吳氏致電南京中央注意。例如吳氏曾與張學良晤談,得知閻錫山處於騎虎難下之勢,終無好辦法等訊息。[55]又如1930年6月,馮玉祥派丁春膏在天津收買日本通訊社,就是由張學良告知吳鐵城,再由吳氏致電陳立夫注意;再則,吳鐵城也曾致電陳立夫,要特別注意靳雲鵬的活動等。[56]

由上述文電內容可知,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在瀋陽的吳鐵城,因其與東北將領情感深厚,而能為南京中央扮演著多重角色,包括是瞭解東北軍態度的觀察者,又是刺探敵方情報的情蒐者,同時也但任蔣、張兩人聯絡平臺的溝通者。吳氏的積極性與靈活性角色,不僅可以讓南京蔣中正洞察先機,制定方案以因應,同時對於如何爭取奉張入關支持,也提供了許多良策。是以,若說吳鐵城於中原大戰期間,順利完成東北使命,促成奉張入關助蔣,應為公允之說。關於吳鐵城的東北使命,而一直為外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吳氏靈活的外交手腕,簡又文曾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他說:

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於疆場,卻決於玷壇上外交手腕之間。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瀋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吳挈其擅長交際,善於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旋於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聞有一次,張在一個公開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你倆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將吳鐵城槍斃了,又怎樣?」她面不改容、從容鎮靜的含笑答道:「少帥,別跟我開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那會幹出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笑道:「果然說得妙!來!乾一杯!」另一日,吳大排山珍海味最貴最盛的筳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堂前設了十幾桌麻,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每人面前抽屜內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輸贏一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損失。於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好朋友。同時閻、馮亦派代表賈景德與薛篤弼兩個「老實頭」到瀋極力運動,無如囊慳術鈍,與吳鐵城等相較,在在相形見絀,居於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要去電請示匯款方濟。[57]

簡又方係根據吳鐵城隨員所述而記,是否可信仍待考。不過,卻可以適度反映寧蔣和晉閻雙方代表遊說奉張時之經費、外交手腕的差別。

由於吳鐵城等人的遊說,與南京中央在財政經費上充裕地援助東北,張學良乃於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護南京中央;10月9日,在瀋陽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58]當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助蔣,已預告中原大戰即將落幕,而反蔣集團則已趨於崩解。

四、結論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這是1928年吳鐵城在長春車站所發表的名言,代表吳氏對東北的重視與認識,也因而獲得東北要員的激賞。1928-1930年,吳鐵城曾經三次出關前往東北,或勸說易幟、或宣撫將領、或說服助蔣,吳氏三次東北行,都對當時中國政治情勢的演變,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以1928年東北易幟為例,吳鐵城運用其與許多東北將領的舊交,感以私誼,憑藉出色的協調交際才華,幾經折衝,終於説服了東北地方當局,莫德惠的回憶更證明了吳氏在東北易幟的貢獻。

再以1930年中原大戰為例,長期駐節瀋陽的吳鐵城,又透過其與東北將領情感,而為南京中央扮演著觀察者、情蒐者與謀士等多重角色。特別是吳氏的積極與靈活外交手腕,不僅可以讓南京蔣中正洞察先機,制定方案以因應;同時,對於蔣中正如何爭取奉張入關支持,也提供了許多良策。因此,吳鐵城於中原大戰期間,順利完成東北使命,促成奉張入關助蔣,使中原大戰得以順利落幕,應為公允之說。

比較遺憾的是,有關吳鐵城的文獻資料仍然不足,故本文未能深入分析吳氏與東北的關係,對於1928-1930年吳鐵城三次東北行的意義與貢獻,也還有許多待補充之處,期待藉由本文的拋磚,而能引起學界更重視吳鐵城與民國的相關研究。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載《吳鐵城先生紀念集》(出版項不詳),頁1-6;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0年),第1冊,頁93-94。

[2]吳鐵城,《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3年);有關《吳鐵城回憶錄》重新出版的原委,可參閱吳幼林,〈跋〉,載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民國57年),頁284。

[3]《吳鐵城回憶錄》一書原列之第7章為「東北使命」,其各節目錄如下:一、東北與日俄;二、張漢卿的生活及其為人;三、東北軍政人物素描;四、建黨勞軍;五、太原張家口行腳;六、九一八事變,參閱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頁7。

[4]齊世英,〈鐵城先生與東北協會〉;吳煥章,〈鐵老與東北〉;孟廣厚,〈吳鐵老與東北〉,載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編,《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臺北:編者,民國52年),頁77-79、80-83、84-88。

[5] 張羣,〈吳鐵城先生回憶錄序〉,載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頁序1。

[6] 沈雲龍,〈序〉,載劉心皇輯註、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9年),沈序頁2。

[7]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41年),第1輯,第3卷,頁479-480: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18輯—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史料》(臺北:編者,民國57年),合訂本,總頁3173。

[8] 張作霖召開之最高軍事會議,其討論的議題主要有:一、蔣、馮開封會議(2月16日)後,將徹底北攻,該如何應付?二、對桂系能否聯絡及其步驟;三、馮軍由直南抽赴魯西策應南軍,可否積極反攻直南,以資牽制;四、晉北軍事究應如何?五、軍餉問題,如何分擔?參閱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266-267。

[9]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17年4月至7月)》(臺北:國史館,2003年),第3冊,頁185-186。

[10] 參閱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1輯,第3卷,頁555-578;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卷,頁215。

[11]事實上,田中義一於1927年4月就任日本首相時,就一改其前任首相幣原喜重郎對中國革命的不干涉政策,認為欲解決中國問題,唯有採取干涉政策。參閱陳鵬仁,《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75年),頁41;張梓生,〈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載蔣永敬編,《濟南五三慘案》(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7年),頁17-28。

[12]1928年5月3日晨,蔣中正曾致電張羣,要求其透過公私關係要求日本立即撤兵。參閱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17年4月至7月)》,第3冊,頁259-260、256。

[13]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17年4月至7月)》,第3冊,頁392-393。

[14] 馮玉祥一向視奉軍為死敵,又對京、津地區有所希冀,今將拱手讓人,故深表不滿意。參閱李國祁,〈北伐後期的政略〉,載氏著,《民國史論集》(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國79年),頁518-519;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17年4月至7月)》,第3冊,頁396。

[15] 東三省保安會委員計有奉天省的張學良、楊宇霆、張景惠、袁金鎧、王樹翰、劉尚清、孟紹漢、翟文選、常蔭槐等9名,吉林省的張作相、誠允、劉哲、莫德惠等4名,黑龍江省的萬福麟、于駟興等2名,熱河省的湯玉麟,蒙古的齊默特色莫丕勒,共計17名委員組成。後楊宇霆辭,由高維嶽遞補。張學良被推舉為保安會主席,袁金鎧擔任副主席。參閱水野明,《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對外抵抗對內統一軌跡》,頁330-331。此外,西村成雄也認為,以張學良為重心的新政治集團開始形成,其中包括以東北大學出身和留學歸國人士所組成的文官集團和以東三省講武堂出身的年輕武官集團。參閱西村成雄,《張學良—日中霸權「滿洲」》(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5月),頁61。

[16] 張學良曾云:「良年方弱冠,屢參戰事,親見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時為懺悔。」參閱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檔案》,轉引自張鴻銘,〈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載《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6期(民國88年6月),頁304。

[17]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頁275-276。

[18] 日本學者波多野善大、西村成雄都強調張學良具有民族主義意識。參閱波多野善大著、林明德譯著,《中國近代軍閥之研究》(臺北:金禾出版社,民83年),頁379-380;西村成雄,《張學良—日中の霸權と「滿洲」》,頁40-42;張魁堂,《張學良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年),頁31-32。

[19] 西村成雄,《張學良—日中の霸權と「滿洲」》,頁47。

[20]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頁284。

[21] 莫德惠,《雙城莫德惠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7年),頁43。

[22] 王正華,〈蔣中正與東北易幟〉,載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第2冊,頁1421-1422。

[23] 莫德惠,〈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載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編,《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頁2-3。

[24] 〈張羣電吳鐵城方耀庭請速出兵援助東北張學良〉,民國18年6月21日,國史館藏,《蔣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045-055;〈張學良不滿中央所擬東北指委人選吳鐵城赴瀋疏通〉,民國18年7月14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8年7月往來電文錄存〉,典藏號:116-010107-0006-036。

[25] 吳鐵城,〈吳鐵城北上視察報告—民國19年2月10日在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載劉心皇輯註、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9年),頁323。

[26] 吳鐵城,〈吳鐵城北上視察報告—民國19年2月10日在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頁313-323。

[27]蔣永敬,〈中原大戰前夕吳鐵城北上及其報告〉,載劉心皇輯註、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頁312。

[28] 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頁4。

[29]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4-16.

[30]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頁148-152;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8年),頁143-160;簡又文,《馮玉祥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下冊,頁335-337。

[3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91。

[32] 有關1930年蔣中正與閻錫山進行「電報戰」的經緯,可參閱陳進金,〈電報戰:1930年中原大戰的序曲〉,載《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90年),頁107-135。

[33]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18年11月至19年2月)》(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第7冊,頁497。

[34] 〈蔣中正電吳鐵城等如馮玉祥閻錫山竟立政府則中央不能不出於討伐之一途〉,民國19年3月29日,國史館藏,《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典藏號:002-020200-00007-044。

[35]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8年),頁101-102。

[36] 〈方本仁等電古應芬重野兩種大砲及砲彈請即轉陳蔣中正派員來瀋〉,民國19年4月16日,國史館藏,《閻檔》,〈蔣方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54-073;〈劉光電吳鐵城蔣中正曾云已由先生訂妥七五砲彈五千與重砲三千〉,民國19年4月26日,國史館藏,《閻檔》,〈蔣方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四)〉,典藏號:116-010103-0056-029;芝翁,〈吳鐵老二三事〉,載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編,《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頁120。

[37] 〈蔣中正致吳鐵城方本仁江辰電〉,民國19年5月3日,載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密信選輯》(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3年),頁1092。

[38] 〈蔣中正電詢宋子文何日可匯張學良二百萬元並直電吳鐵城轉李煜瀛〉,民國19年6月8日,國史館藏,《蔣檔》,〈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典藏號:002-010200-00032-056。

[39]〈蔣中正電吳鐵城等已匯二百萬元並轉張學良進佔平津石家莊〉,民國19年6月10日,國史館藏:《蔣檔》,〈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典藏號:002-010200-00032-060。

[40]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8冊,頁324。

[41] 〈李煜瀛等電蔣中正等張學良自易幟後即擁護中央鞏固統一〉,民國19年6月13日,國史館藏,《閻檔》,〈蔣方民國19年6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62-067。

[42] 〈蔣中正電宋子文如奉軍出兵金融將受影響請勿拒絕與李煜瀛詳商對策〉,民國19年6月16日,國史館藏,《蔣檔》,〈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典藏號:002-010200-00033-038。

[43]19年2月14日,張學良致電吳鐵城時云:「閻百川已派鄒海濱來瀋,弟尚未予接見。……」惟當時閻致蔣「蒸電」已發。見〈張學良電吳鐵城鄒魯來瀋尚未接見已分電蔣閻力求和平避免極端〉,民國19年2月14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2月往來電文錄存(七)〉,典藏號:116-010107-0039-027。

[44]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7卷第7期(民國19年2月14日至2月20日),總頁2435。

[45]參閱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7卷第7期(民國19年2月14日至2月20日)、第7卷第10期(民國19年3月7日至3月13日)、第7卷第12期(民國19年3月21日至3月27日)、第7卷第14期(民國19年4月4日至4 月17日)、第7卷第15期(民國19年4月11日至4月17日)、第7卷第19期(民國19年5月9日至5月15日)、第7卷第34期(民國19年8月22日至8月28日),總頁2435、2486、2514、2549、2559、2615、2783-2784。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549、562、582、609、611、612、617、618。

[46]〈吳鐵城電古應芬據報各路工人被閻錫山收買甚多工作極感困難〉,民國19年4月10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54-020。

[47]〈吳鐵城電余惟一汪兆銘代表郭泰祺來瀋駐馬紳家昨謁張學良〉,民國19年4月12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54-041。

[48]〈吳鐵城電張羣郭泰祺代表汪兆銘來瀋接洽結果沒趣而去〉,民國19年4月18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55-024。

[49]〈吳鐵城電蔣中正張學良十八日始接見孔繁蔚等閻錫山請求援助〉,民國19年4月19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4月往來電文錄存(二)〉,典藏號:116-010103-0055-037。

[50]〈王樹翰轉危道豐致張學良虞電〉,民國19年7月7日;遼寧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奉系軍閥密電(1930年1月-12月)》,第5、6冊合集,頁201。

[51]〈湯爾和電王樹翰說明在平會晤賈汪等談話概略乞轉陳奉張〉,民國19年8月4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8月往來電文錄存(七)〉,典藏號:116-010107-0087-060。

[52]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7卷第35期(民國19年8月29日至9月4日),總頁2793。

[53]〈吳鐵城電王正廷東北對擴大會議不重視對汪兆銘亦甚冷淡〉,民國19年8月1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8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典藏號:116-010103-0069-012。

[54]〈吳鐵城等電蔣中正顧維鈞昨回瀋向張學良報告北平組織偽政府情形〉,民國19年9月7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9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典藏號:116-010103-0073-050。

[55]〈吳鐵城等電蔣中正今晤談張學良甚久閻錫山勢成騎虎無好辦法〉,民國19年5月2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5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典藏號:116-010103-0057-025。

[56]〈吳鐵城電陳立夫昨承張學良告馮玉祥派丁春膏在津收買日本通訊社〉,民國19年6月1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6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典藏號:116-010103-0061-010;〈吳鐵城電陳立夫靳雲鵬如到此活動當加注意〉,民國19年7月6日,國史館藏,《閻檔》,〈雜派民國19年7月往來電文錄存(一)〉,典藏號:116-010103-0065-060。

[57] 簡又文,《馮玉祥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下冊,頁342-343;類似的情節在芝翁的回憶裡也曾提及,參閱芝翁,〈吳鐵老二三事〉,載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編,《吳鐵城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集》,頁119-120。

[58]有關張學良入關助蔣中正的分析,可參閱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7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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