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崇敬鐵城先生的幾件事

-鐵城先生百年冥誕感言-

張希哲[1]

鐵城先生一生勳業彪炳,豐功偉績,久為世人所欽仰。他自從青年時代參加同盟會後,便獻身國民革命;幾十年來,歷經黨務、政治、外交、軍事、僑務、警政各方面工作,均位居要職,做得有聲有色,且都對國家民族有很大的貢獻。又因鐵城先生足跡遍歷國內外各地,接觸各方人士,難以勝數;故其行誼事功為世人樂道而推崇敬仰者特多。依我個人的體會,鐵城先生受人崇敬的許多勳業事功中,以下列幾項大業最為重要,亦最足以顯示鐵城先生的長才。

第一件大事策動九江獨立,壯大辛亥革命聲勢。鐵城先生在九江同文書院剛要畢業的時候,便受到林森(子超)先生的影響和引荐,參加了革命組織,與子超先生等設立潯陽閱讀書報社,從事革命宣傳與活動,並秘密聯絡駐防九江之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警察所長李先曾及當地會黨首領。武昌起義消息傳抵九江後,林、吳兩先生即與蔣群等計議,分頭策動軍、警、砲台及民間團體響應革命,又促使滿清海軍反正,使南下清軍受阻,革命黨人乃於九月二日晚發難,進攻道府兩署,九江遂告光復。

九江起義成功,不但消除了南下清軍對武漢革命政府的威脅,還影響南昌、安寧等地相繼反正,對於整個革命局勢,關係重大。九江軍政府成立時,推馬毓寶為都督,徐世法為砲台司令,蔣群為參謀長,子超先生為民政部長,舒光庚為財務部長,鐵城先生任總參議,主辦與軍事有關的內務、外交聯絡事宜;後來又兼任過參謀處長、外交處長。當時鐵城先生以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而膺此重任,亦足見他在策動九江獨立及組成軍政府的貢獻。

第二件大事是勸服東北當局擁護中央,完成全國統一。鐵城先生銜命赴東北,第一次係在民國十七年,先總統 蔣公統率的國民革命軍平定了華北各省的割據反抗勢力之後,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領數十隊大軍,正擬向東北推進;東北方面首領張學良等舉棋不定,一面派員商談,虛與委蛇,一面厲兵秣馬,準備迎戰;而日本方面,更由駐奉天領事在幕後威迫利誘,阻撓東北服從國民政府。鐵城先生便是在雙方劍拔弩張、大戰迫在眉睫的情勢下,代表中央政府及 蔣總司令出關,與東北當局誠懇剖析國家處境,轉達中央政策,加上他個人的智慧與言談風采,終於勸服了東北當局表明態度,由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於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名通電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遵奉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領導。全國統一大業,於此乃告完成。鐵城先生此行,於圓滿完成重大使命之餘,還在長春車站記下「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兩句名言。

民國十九年二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四十五位將領聯合發表通電,反抗中央政府,並提出黨統問題。汪兆銘亦利用機會,先響應慫恿,繼則勾結配合,於是年七月,在北平舉行「擴大會議」,成立所謂「國民政府」。叛軍於三、四月間開始陸續對政府軍進行攻擊,中央政府亦下令動員,大加撻伐,此即民國史上所稱之「中原大戰」。當雙方大戰正在積極部署展開之時,東北軍之首領張學良對大局舉足輕重,成為政府與叛軍雙方皆欲爭取的對象。閻錫山方面代表湯壽泉到瀋陽活動;鐵城先生與岳軍先生則代表中央及 蔣公到東北與張學良等懇談;日本方面仍施故技:欲促使張氏與叛軍攜手,俾中國內亂繼續擴大。鐵城、岳軍兩先生到東北後,以靈活的手腕、感人的說詞,且於八月下旬與張學良等在北戴河盤桓一周,杯酒談笑間共商大計,使東北當局進一步體認中央安內攘外、團結救國的苦心。籌謀已定,與張同返瀋陽。張學良乃於九月十八日通電擁護中央政府,接受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改編軍隊,分路入關,進攻叛軍,先後攻佔天津、北平。閻錫山知大勢已去,退回山西,汪兆銘離北平;中央軍亦於十月先後克復洛陽、潼關、西安,叛軍將領紛紛輸誠,閻、馮辭職,殘部聽候改編,討逆軍乃勝利結束;全國統一局面,再告完成。這次鐵城、岳軍兩先生勸服張學良擁護中央,統軍入關協同作戰,對於平定閻、馮變亂,幫助頗大。所以鐵城先生兩次銜命赴東北,均順利完成使命,對全國統一,貢獻甚大。

第三件大事是加強聯繫僑胞、促進僑社團結、支持建國大業。鐵城先生一生不論身居何職,都非常關心僑胞,樂於和僑胞接近;而他於主持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及中央海外部那幾年,更是專心積極致力於海外工作,加強聯繫僑胞、促進僑社團結、解決僑胞困難,鼓舞僑胞熱烈贊助祖國抗戰建國。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下旬,鐵城先生率領隨員數人,親至南洋各地訪問,經歷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即後來獨立建國的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亞及緬甸等地,為時五個月,遍經大小城市百餘處,參加各地僑胞的集會及演講三百多次,辛勞備至,收穫甚豐;對於安慰僑胞焦慮心情,激勵僑胞抗日愛國意識,改善僑胞與僑居地政府關係,促進僑胞團結合作,都有顯著的效果。他返國後,在「宣慰南洋報告書」的結論中指出:「華僑之於南洋,實係南洋社會重心的主力,微華僑,不能有南洋社會之存在,微華僑,不能有南洋社會之進步,不能有南洋社會之繁榮安定。」「南洋為我國的外衛,其於國防上的關係,將日見重大,為今之計,亟宜發動國民外交,結合土人,並組織僑眾,以發揚我國王道文化的精神,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存共榮的國際關係,一以增進弱小民族的福利,一以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後來他在重慶發起組織「南洋華僑總會(即今日「華僑協會總會」的前身),就是他擬協助政府推進這一構想的起步。」

民國三十八年春夏間,戡亂局勢逆轉,國家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頭,鐵城先生為了協助政府爭取友邦及海外僑胞的支持,又不計辛勞,先後訪問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及香港等地,對國家貢獻也很大。聞鐵城先生此行,對後來三十九年七月底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由東京到台北訪問,及擬議籌組亞洲反共聯盟等大事,均做了一些鋪路工作。而向僑胞闡述反共政策,籌謀如何提振革命精神,維繫僑社的安定,及堅定支持政府反共的立場,收效尤為顯著。近三十多年,我曾多次到海外各地考察訪問,常常聽到年長僑胞們對鐵城先生昔年訪問當地僑社的往事,津津樂道;足見鐵城先生的言行風采感人之深;也正由於他具有一份感人的親和力,維繫了不少僑胞的向心。

除了上述三事之外,鐵城先生一生的勳業中,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受人欽佩景仰的事,如:主持上海市政及廣東省政時對市政及省政的建樹,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期間,協調團結各方人士共同致力於抗戰建國大業,民國三十七年兼任「第一屆立法委員集會籌備處主任委員」時,為行憲立法院訂定各種章則,建立規模體制等等,都對國家民族有很大的貢獻。此外,還有下面幾件事,雖是小事,但卻是我親自體會到的,益增我對鐵城先生的崇敬,故一併附記於後。

(一)民國三十一年,我將在中央政治大學部畢業前的一個月,(當時中央政校在系統上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鐵城先生向我們一百多位應屆畢業同學講話,他分析當時抗戰情勢,說明 總裁創辦政校並自兼校長的用意,勉勵我們怎樣做黨的好幹部。ㄧ個星期之後,他約我們粵籍同學十餘人談話,殷殷垂詢每位畢業後的志願,有何人願意留在中央黨部服務?有什麼是需要他幫忙?像家長對子弟一般,十分和藹可親。他並且說:「我擔任中央秘書長,對全黨幹部的培植與運用都要注意,同時我是廣東的鄉長,對於廣東青年,益特別關心」。他公務十分繁忙,而能撥冗注意到我們大學剛畢業的青年,我內心十分感動,當時頗有到中央黨部追隨他工作的念頭,可是後來想到在一個月前已承甘乃光先生介荐至中央設計局服務,不宜變更,因而作罷。(畢業後粵籍同學在中央秘書處工作者有梁聲泰兄,在中央海外部工作者有羅金水兄。)

(二)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先生約我見面,說中央宣傳部有一所直屬黨報(中山日報)設在韶關(戰時廣東省會),希望我回廣東擔任該報總主筆。我心中在考慮時,潘先生再說,此事部長已經決定了。我知道師命難違(當時部長是張道潘先生,我就讀政校第二年,他是教務主任,第三、四年他任教育長),只好答應,但盼在一個月後動身。告辭時,潘先生說:「中山日報社長吳公虎是鐵老的舊屬,你的事是和鐵老商量過的,行前要去看鐵老」。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吳社長請鐵城先生物色總主筆,鐵城先生尊重宣傳部的職權,乃轉由宣傳部辦理。幾天後,我在中央黨部晉見鐵城先生。我未坐定,他已先說,大意是:「公展先生已有電話,你回廣東很好。目前廣東有三家大報,一家(指大光報)和省政府有關,一家(指建國日報)和七戰區長官部有關;他們之間不大融洽,中山日報是中央直轄黨報,在言論方針及地方新聞的處理,要本著中央超然的立場,不可偏倚。將來有可能,還應設法化解他們之間的誤會」。我說:「秘書長前一項指示我一定做到,至於後一項,因人微言輕,能做到多少,未能預料。」他接著講一些勉勵我的話,最後說:「中山日報現任總編輯一向在香港辦報,對中央政情不大了解,我會通知公虎,關照他對於這方面多和你研究。」談了約半小時,在告辭前,我請鐵城先生惠賜墨寶,他說:「我不喜請別人代筆,現在就寫給你罷!」隨即在書櫃中取出一張宣紙(約三尺長、二尺寬),就在辦公桌上為我寫了一幅中堂,親自蓋上印章後送給我。我步出中央黨部大門,從上清寺回棗子嵐埡中央設計局途中,覺得這次晉見鐵城先生,心中有幾點難以忘懷的感想:(1)他當年公務十分繁忙,然對廣東的情勢及重要幹部間的意見,仍十分瞭解,連中山日報社長和總編輯的長處和短處,也十分清楚,真是細心而有超人的記憶力。(2)對我回粵工作的基本方向及重要原則,有非常中肯而明確的提示。(3)態度親切,沒有一點大官員的架子;我請求題字,不但欣然同意,且說了就做,立即揮毫,顯示出爽朗明快的性格。(4)吳社長請他物色總主筆人選,他本來可以就較熟稔的同志中決定一人便是,但他仍然交宣傳部處理,俟宣傳部考慮人選後再和他商量,這是他重視分層負責及長於協調聯繫的地方。

(三)抗戰勝利復員,我返廣州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科長,未幾,廣州市黨部改組,我調任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廣州日報社長。三十五年春,廣州市參議會成立,我任市參議員,並連續數屆當選駐會委員。光復後,首任廣州市長陳策(碩籌)於三十五年六月辭職,由歐陽駒(惜白)繼任。歐陽市長個性孤傲固執,市政府與市參議會之關係,大不如陳市長時代。因我在市參議會中常常批評市政,廣州日報亦常報導、評論市政的得失,致引起歐陽的誤會。三十六年春,市府計劃將廣州沙基河填平然後分段出售土地,我在市參議會和幾位同仁提案反對獲得通過後,歐陽大為憤怒,在市政會中宣佈,希望市屬各單位以後盡可能停止或減少在廣州日報刊登公告,欲藉此以意圖報復。我聞悉後,乃在廣州日報社務會議中宣佈:「廣州市政府所屬各單位的公告如不在廣州日報刊登,是市政府的損失,不是廣州日報的損失,我們不必介意」。約兩個月後,潘公展先生自上海來信,勸我對市政府宜多體諒容忍,並舉他自己的經驗為例(他當時是上海申報社長兼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我判斷一定是有人把市參議會及廣東日報對市府不滿的事情向鐵城先生報告,而由鐵城先生託潘先生寫信給我;因為歐陽市長及市府各單位首長,大半都是鐵城先生舊屬,故他對廣州市府,十分關切,是年冬,我因事赴南京;到南京後的第三天下午,鐵城先生在家中接見我。我預料這次他可能會責備我,所以我坐下不久,就先將市政府對市參議會及廣州日報產生誤會的幾樁事情,扼要地向他報告。他聽完之後,非但對我沒有責備,且還溫言慰勉。他說:「我國即將進入民主憲政時期,民主政治的運作,議會當然更該監督政府:而民主社會裡,輿論也應代表民眾講話。目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以團結和爭取民心最為重要。如果我處於你的地位,亦可能和你一樣;啊,也許不會的,因為我對惜白的個性太瞭解了。」(大意如此)我聽完這番話之後,對鐵城先生的寬宏氣度與政治藝術更為敬佩。(本文原載於僑協雜誌,第16期,民國76年4月6日,頁12-14。)


[1] 本文作者曾任立法委員、逢甲大學校長、本會第四任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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