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馬來亞的活動為討論中心
陳是呈（Tan Chee Seng）*
摘要
吳鐵城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年4月2日才卸任的約一年半任期內，最為顯著的工作是代表蔣介石，以專使的身份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吳1940年9月末啟程到南洋至隔年2月初重返重慶，歷時達五個月，分別造訪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一百五十餘處。本文專注的馬來亞在當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點，也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新加坡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吳到訪馬來亞不僅要復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要抑制內敵馬來亞共產黨勢力。因此，吳有為此與英殖民地政府接洽商討。此外，吳在當地也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和鼓勵海外僑教。另一方面，吳鐵城在該次參訪中與馬來亞僑領陳嘉庚發生糾紛。這當中吳是否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導及影響的宣傳工作，以至有和時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進行污衊陳嘉庚的運動以及“聯胡文虎，倒陳嘉庚”的策略，還是試著爭取陳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皆有待進一步去考證。本文正是要通過吳在南洋，尤其馬來亞之旅的過程和發展了解真正情況。同時分析這次參訪在抗戰時期對國內尤其黨政和國外特別是馬來亞的海外黨務和僑務所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吳鐵城、陳嘉庚、高凌百、蔣介石、馬來亞、馬來亞中國國民黨
一、前言：吳鐵城簡介
吳鐵城（1888-1953），原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平湖鄉，生於江西九江。他于1909年經林森介紹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後至1930年代初期，分別在九江軍政府、孫中山軍政府、廣東革命政府、香山縣、廣州市、廣東省、國民政府、國民黨等出任諸多黨國要職，如孫中山護法大元帥府參軍、總統府參軍和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兼警務處長等。吳在這期間不僅受到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也因忠心擁護蔣介石而開始得到蔣的重視。
1930年代至1949年期間，吳鐵城的政治生涯和地位逐步攀上了高峰。他在不同時段裡，先後在黨國的市、省以至中央層級出掌當時舉足輕重的要職。他在1932年1月6日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1932-1937），接著在1937年3月24日被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和保安司令（1937-1938）。廣州被日軍攻陷後，吳鐵城在1939年春到港澳地區負責國民黨黨務，並指導閩粵兩省抗戰宣傳工作。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國民黨海外部部長（1939-1941）。接著，他在1941年4月2日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1941-1948）。隔年，吳也被選為「南洋華僑協會」理事長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抗戰勝利後，吳將「南洋華僑協會」改組為「華僑協會總會」，為全球華僑服務，並在194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也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他在隔年的6月20日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7-1948），1948年12月22日則在孫科內閣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1948-1949），直到1949年3月辭職。他于同年7月間在廣州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後經香港到臺灣，轉任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並恢復「華僑協會總會」、「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等民間團體工作，致力國民外交活動。吳於1953年在臺北逝世，享年66歲。[1]
二、抗戰初期南洋之行前的吳鐵城（1937-1940）
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時，中國國民黨於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並決定了抗戰建國方針。接著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在4月舉行，該會通過了“改進黨務及調整黨政關係案”，首先對國民黨中央指導海外黨務工作的組織機構作了較大的調整，取消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改設海外部來負責海外黨務及宣傳事宜。海外部成立後，立即開始加強駐港澳機構的設置，以期最大限度地調動香港的人力、物力，並利用香港在戰時的特殊地位，為抗戰建國服務。[2]
1939年5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第120次會議通過《駐港澳總支部組織條例》；5月18日，中常會第121次會議通過吳鐵城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高廷梓為書記長。[3] 根據李盈慧之文章，當時黨中央以香港地當要衝，須派幹員前往，於是派吳鐵城主持國民黨港澳支部，聯合港澳僑胞，並策動南洋華僑共救國難。[4] 吳此前雖然丟失了廣東，並在1938年末從該省主席一職退下，但在形式上在香港通過其職務和親信，不僅掌控港澳黨務和文宣工作，也兼管廣東。李盈慧更指出吳在任期內，國民黨在港澳的文宣活動相當活躍。[5] 吳可從該地點開展僑務工作，對內是港澳僑胞，對外是南洋華僑，從而開始建立面對海外的人際關係網絡和與海外互動的“走廊”。[6]
吳鐵城於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年4月2日才卸任，為期約一年半。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成立其實開啟了國民黨在海外發展另一里程碑，顯示了國民黨在抗戰時刻有意加強其在海外的活動力，要在僑務和黨務有一番作為，更要動員和凝聚僑胞與海外黨員，增進抗戰力量。處事積極的吳鐵城從偏於一隅的港澳負責人升任到掌管海外黨務和僑務的領導，在推行和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更是不遺餘力，也進而擴展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勢力。因此，鄭彥棻稱他為“華僑導師”，是繼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後，國民黨最關心海外黨務僑務的人物。[7]
吳首先在1940年2月及6月間，對於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分別提呈了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處長康澤擬訂的海外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聯繫辦法以及海外總支部直屬支部增設青年及婦女運動委員會，以期與抗戰力量相配合。[8] 他更在同年7月間的五屆七中全會臨時動議上提出應即致電海外僑胞表示嘉慰以彰忠義。[9] 這舉動顯示吳要爭取華僑對國民黨的支持與好感。此外，吳為了要在海外尤其南洋地區建立情報工作和網絡，也同樣在該全會中，提出<應付南洋局勢發展海外黨務辦法綱要>，主張“設立海外調查統計機構，佈置南洋情報路線，以為本黨海外之特務機關”。[10] 吳鐵城似乎要在海外成立一個獨立於中統與軍統之外的情報系統和組織。
實際上，吳在海外部部長一年半的任期內，最為顯著的工作是代表蔣介石，以專使的身份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吳於1940年9月末啟程到南洋至隔年2月初重返重慶，歷時達五個月，分別造訪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一百五十餘處。正如前所述，吳在僑務方面一貫展現其積極性和拓展性。因此，他到訪南洋之前已先對於南洋各地華僑的文教工作，進行相當的部署，如分派中學教師前往南洋各中學任教，又擇各地重要僑報，增加其經費設備，分派總主筆前往主持筆陣。他在這其中也被指派組織華僑投入抗戰。[11] 此外，他在未前往南洋的9月間，更致函中央秘書處轉陳外交部，希望該部審慎考慮，以便不實施海外各地使領館職員不得兼任黨部職務的政令，以繼續增強黨領導僑民力量。[12]
三、吳鐵城南洋之行的時代背景
在此，吳鐵城南洋之行，尤其在馬來亞活動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對其參訪有著一定的影響。顏清湟指出當時外來的壓力激起了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更引起激烈的愛國回應。[13] 顏進一步指出反日的運動在1937-1942年間達到了高峰期，當中其重要作用是體現在各種組織，尤其是籌賑的如「南洋籌賑總會」。另一個在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後期激進的反應是抵制日貨。[14] 這裡可看出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在中國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並以多種形式出現。李盈慧把華僑與中國政府及海外民族主義放入兩種框架來分析，也就是涉內因素（華僑參與華僑政策的程度）和涉外因素（中國政府、華僑和僑居地所面對的敵人）。李總結到：「國民黨主政的各個時期，華僑參與決策的程度高，僑務政策都較有成效，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正逐漸形成。而其中尤以抗戰時期最能凝聚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使中國政府與華僑休戚與共，而華僑政策的推行效果也最為顯著。」[15] 這顯示抗戰成功把華僑、中國政府和僑居地政府聯繫在一起，並配合達高峰時期的海外民族主義。從這點來看，吳鐵城前往南洋時正是中國政府與華僑關係的“黃金時代”。至於當中的事件可從新、馬華僑處於愛國高峰時期，最令人矚目的抗日救亡運動略見一斑。Stephen Leong Mun Yoon研究 1937-1941年馬來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來源、機構和體現中點出當地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最終真正體現在1937-1941年的抗日救亡運動上。[16]
另一方面，美國學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國家製造的走廊」（state-made corridors）。孔飛力在《他者之中的華人：近代以來的移民》（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論到二十世紀初期國民黨意識到東南亞是個適當的地域來通過其海外僑民擴張影響力。南洋成為國民黨激起效忠祖國（中國）的場地而1930年代這地區則是中國對抗日本的經濟戰場。但孔飛力有一值得關注的觀點是抗戰之前，國民黨並不十分有效地掌控東南亞華人，而日本對中國侵略才看到了新客熱衷參與籌賑。作者也提出另一個看法，抗戰期間不論對中國有多少熱情，社會的 “獨特性”（particularistic）結構是 “群眾積極主義”（public activism）的根基，尤其是獨特的陳嘉庚。[17] 陳在吳的到訪時就和他發生了糾紛，似乎會影響著華僑對中國的熱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孔飛力貫穿其著作主軸的“走廊”（corridors）在國民黨及其黨代表被派到全球的華人社會以動員籌款或監督教育可被看作是形成“國家製造的走廊”。[18] 這點顯示此關鍵詞可應用在國民黨和海外華僑建立起的聯繫，而吳鐵城在這時段南巡宣慰華僑也可說正逐步建構這“國家製造的走廊”。
四、吳鐵城馬來亞之行（1940-1941）
本研究將專注吳鐵城參訪的馬來亞當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點，也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新加坡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吳鐵城前下屬莊心在指出當時吳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執行兩大任務，也就是整飭各地黨部黨報和推廣愛國公債。[19] 有些學者對吳的南巡宣慰華僑尤其到訪的馬來亞地區頗為關注。楊進發和R.B. McKenna提到吳這次到訪是自1912年以來，多位國民黨黨政高官訪問新、馬的其中一次，也有貢獻在復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運動。[20] Stephen Leong Mun Yoon認為吳的到訪是復興當時正和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在抗日救亡運動上競爭的馬來亞中國國民黨，Leong甚至以吳鐵城到訪前為兩黨在這運動競爭的第一期，而到訪後為這競爭的第二期，分別是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和吳鐵城到來後的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這顯示吳到訪對這競爭有著重要的轉折作用。實際上，馬共在吳鐵城到訪時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英國殖民地政府自1936年起就察覺馬共將是馬來亞內部主要的威脅而更集中精力箝制馬共的政治勢力。[21] 此外，楊進發也提到，星（新加坡）華左翼運動的第三階段開始于1937年的中日戰爭。當時隨着國共兩黨統一陣線的再度成立，馬共與左翼人士亦參與了星華社會抗日救亡的統一陣線運動。馬共及其外圍（諸如抗敵後援會等組織）的實力隨着抗日運動的高漲而增強。[22] 總而言之，吳鐵城當時的任務不僅要復興當地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要抑制內敵馬共的勢力。這再加上他也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和鼓勵海外僑教。[23] 外交部的檔案則指出吳此行也是與英國殖民地政府商討有關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在當地公開活動事宜並指導改善黨務。[24]
吳鐵城於1940年11月14日抵達新加坡，先在當地參訪，過後一路北上，途經柔佛（Johor）、馬六甲（Malacca）、森美蘭（Negeri Sembilan）、雪蘭莪（Selangor）、彭亨（Pahang）、霹靂（Perak）、檳城（Penang）和吉打（Kedah）各大城小鎮，行程約二千英里，所過約六十餘埠，出席了諸多歡迎會，接見了當地國民黨、社團和會館僑領，並發表演說約百五十次。吳抵達新加坡後在各僑團歡迎會上的訓詞中除了恭讀蔣介石的手諭和聲明他南來使命的兩要點：敦睦邦交以及宣慰僑胞，更強調了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和在抗戰下仍能建國進步的實況。[25] 吳於1940年12月21日到北馬的檳榔嶼（Penang Island），於檳華歡迎會上的訓詞除了重申南來任務為敦睦邦交和宣慰僑胞，也感謝檳城華僑出錢出力，襄助祖國抗戰，尤其獻金數目達二三百萬元之多。[26] 吳過後從檳城返回新加坡，並在1941年1月中旬離新赴緬甸仰光（Rangoon）。另一方面，吳在<告英屬馬來亞僑胞書>也說明此次奉命南行主要是敦睦邦交和宣慰僑胞，離馬前則在<告別馬來亞僑胞書>提出贈言四要點，分別是自強爭存；團結復興；敦睦邦交；和建設祖國。[27]
吳風塵僕僕，不辭勞苦走遍馬來亞各大城小鎮，並親歷親為接見各地國民黨領袖、華僑以及當地各界人士，還發表演講訓詞，這不僅可在馬來亞樹立個人聲望，更可藉此建立和開拓自身人際關係網絡，並在國民黨和馬來亞華僑之間建構“國家製造的走廊”，將華僑導向祖國，進而對吳和國內外黨政帶來深遠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吳鐵城宣慰華僑之際，也拜會了當地馬來統治者。他在1940年12月26日抵達吉礁（現稱吉打）後，先接見各坡僑界代表，後偕一行人拜會英參政司（Advisor），繼而赴吉礁王宮謁見吉礁攝政王東姑嘉森（Tunku Kassim），受到攝政王特別在宮內設筵款待。[28] 這顯示吳不僅和華僑聯繫，也開展了國民外交和當地馬來人領袖建立關係，以便達成南來使命另一目標：敦睦邦交，以期也能對國內黨政有所影響。這也說明吳鐵城在出任黨部秘書長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前，已開始投入國民外交的活動中。[29]
值得注意的是，吳鐵城在當時也積極鼓勵當地華僑回國參戰或深造，而讓後來成為「一三六部隊（Force 136）」成員的陳崇智留下深刻的印象。[30] 陳回憶到吳鐵城1940年南來宣慰華僑之時，他和幾位青年被派充當陪侍員，有緣認識吳鐵城及其隨行長官，吳等人“很親切鼓勵我們（陳崇智一行人）回國深造，就更增強了我們回重慶的信心。”[31] 接著，當陳和友人聽聞滇緬公路的驚險報導以致影響原定計劃，臨時放棄回國志願之際，因後來接到吳鐵城覆函，他和友人便改變初衷，毅然抱著“不到陪都心不甘”的心情出發到重慶。[32] 這裡進一步說明了吳對海外華僑的關注和呼召他們回國抗戰，並通過南來宣慰華僑，將中國與海外的華僑聯繫起來。
另一方面，吳鐵城和當時「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總督湯姆士爵士（Sir Shenton Thomas）有關給予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合法地位和鼓勵當地三青團發展的事件上沒達成任何共識。[33] 綜合以上所述，吳鐵城不僅宣慰華僑，也和英殖民地政府官員洽商，更和當地馬來人領袖建立關係。因此，吳回國後在<宣慰南洋報告書>中提到政府應對南洋華僑，宜因勢利導，善為運用，以謀國力的海外發展，另提到宜發動國民外交，結合土人，並組織僑眾，以發揚國家王道文化的精神，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存共榮的國際關係。[34]
五、吳鐵城馬來亞之行棘手的人物和任務：陳嘉庚
其實，吳鐵城馬來亞活動之行也並非一路風光、一帆風順，而卻和馬來亞僑領陳嘉庚發生糾紛。陳嘉庚指吳鐵城的南行除了“誣余（陳）受共產黨包圍，到處宣傳謗毀”，還“屢投稿報館，譏刺[陳]擁護蔣委員長是假的，及口是心非等言論。”[35] 楊進發說明吳鐵城南來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導及影響的宣傳工作。在這點上，陳嘉庚與當時國民政府間的裂痕益愈擴大是顯而易見的。[36] 明石陽至（Yoji Akashi）則點出吳鐵城和當時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淩百進行污蔑陳嘉庚的運動，以阻止陳重新當選為南僑總會主席，但因南洋華僑不要受到國民黨的控制而遭遇失敗。[37] 但是，吳前下屬李樸生卻指出是陳嘉庚誤信了一些意見和受中共的影響後就開始攻擊國民政府，進而和代表蔣介石和國府的吳鐵城發生糾紛，但吳並沒有如傳聞中“聯胡文虎，倒陳嘉庚”，反而時時不忘爭取陳嘉庚對國民政府的支持。[38]
如果進一步追溯，吳鐵城南來的目的正如前所述，主要是敦睦邦交以及宣慰僑胞，更期望華僑能繼續擁護和協助祖國抗戰建國。吳鐵城南行前的1940年7月31日便發函外交部，針對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所呈各項應付敵人（汪偽政權）破壞馬來亞華僑擁護抗戰之辦法，在當中補充的一點為“設法制止陳[嘉庚]胡[文虎]兩系報紙（《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每藉事端，即互相抨擊，招致敵奸及異黨之從中挑撥離間”。[39] 因此，從這裡可看出吳來馬前已有意要設法協調馬來亞兩位對立的僑領，尤其彼此在所掌控報章上的論戰，而並不致於和陳嘉庚對立或聯合胡文虎對付陳，以致讓敵方，尤其是汪偽政權有機可乘，從中取利。但是，吳鐵城訪馬期間也適逢陳嘉庚自中國慰勞軍民歸來，政治立場已開始改變。陳目睹了重慶腐敗和延安勤苦愛國的兩極狀況，還了解到閩省陳儀苛政情況，進而出現政治轉向，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頗有好感，卻苛評國民黨，回馬開始討伐陳儀，另外則爭取國共團結的工作。雖說如此，吳、陳兩人在1940年末同時參訪檳城之際，還是於12月21日會晤面談，談話在平和的氣氛下進行，而討論重點在於閩省政治問題。吳最後告知當他再次回新加坡時，會與陳在當地從長討論關於閩省之種種改善問題。[40] 楊進發指出這陳、吳第一次交鋒是“文雅”的，但接下來所引發開的鬥爭，卻是尖銳的、殺傷力強及曠日持久的。[41] 楊進發也論述吳在馬時對陳發動數輪攻勢，其中有囑咐其英籍秘書高咸（Morris A. Cohen）向政府提出要求禁止新加坡華社為陳嘉庚開歡迎會，另外通過報章和召見記者不指名攻擊陳嘉庚以及最後聯合高凌百挑戰陳在1941年3至4月間南僑總會第一次大會和南洋閩僑大會的領導權。[42] 但是，這些論據並非求證自雙方，而只是片面之詞：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和《南洋商報》，似乎有待進一步去考證。如果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吳鐵城並沒將陳嘉庚的陳情擱置一旁，而確實轉陳有關陳所提出的弊端，從新加坡電函蔣介石相關事項。蔣介石對此頗為重視，於1941年1月5日電令陳儀切實改善閩省秕政、體察民情、宣布真相，以釋誤會，以慰僑情為要。[43]
其實，吳鐵城和陳嘉庚之關係的真實情況和發展在吳離開馬來亞，未升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前，才逐漸浮上檯面。這當中的糾葛可從國民黨黨史館《特種檔案》、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以及《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尤其當中蔣介石、高凌百和吳鐵城的電稿、信函及文件有所了解。檔案顯示外交部曾分別電函中央海外部、僑務委員會以及侍從室第二處，並轉陳蔣介石核示有關高凌百1941年1月29日以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名義函告關於南僑總會定3月29日至31日連續三日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會務、改選職員，繼之以南洋閩僑大會。高擔心陳嘉庚在此會中提出攻擊陳儀主席，因此請政府早籌應付或緩和之計。[44] 陳嘉庚也有先見之明，提到他發出這些開會通告，國民黨會對此不安，積極運動，力圖破壞，因為疑忌他會在閩僑大會做出不利於陳儀之事。[45] 但似乎只有高凌百頗為不安，請中央代想辦法對付陳。蔣介石看似給予正面回應，2月1日電復高凌百有關陳嘉庚歷次電呈各情，酌復嘉勉可以採納之見，至於越軌無法應允之要求只有暫置不復，但其所陳意見涉及到的主管人員要切實研究改進。蔣甚至指出中央是竭誠接納這些忠言，對陳如往常般重視，更無任何成見，希望高能找機會勸導陳。[46] 至於高是否有勸導陳，仍待進一步考證。蔣在三日後（2月4日）還電復陳嘉庚“元月巧日電悉先生盡力僑捐愈久愈奮，至感忠誠，除賑款英方即允每月保持預定匯額外，請匯積款一節，已飭外交部向英方繼續交涉矣。”[47] 與此同時（4日），陳嘉庚卻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電國民參政會轉全國主張團結息爭，在這抗戰之初國共統一對外，華僑定會高興。[48] 蔣介石對陳的主張有何反應尚不得而知。檔案顯示蔣二天後卻急於見吳鐵城而在2月6日電令身在香港的吳，請他即日回渝面敘。[49]
如果往前追溯，蔣於1940年7月28日在重慶與陳午餐後就認為陳“受共黨之麻醉已深，不勝惋惜。”足見蔣當時就意識到陳已傾向中共。[50] 但是，蔣介石對陳嘉庚最大的不滿似乎是陳回新加坡後馬不停蹄向新、馬華僑重點述說陳儀禍閩事項，而陳本身也意識到：“民三十年（1941）春初，余回到新加坡已月餘，見蔣委員長及蔣夫人，對余因陳儀禍閩事，已生惡感無法挽回……。”[51] 在此，楊進發分析陳蔣關係後列出了陳嘉庚和蔣介石、國民黨與國府的矛盾，不能圓滿解決主要有五大原因，特別是親共、陳儀事件和對陳嘉庚的敵對策略，並進一步指出1940年的慰勞團與陳氏中國一行，促成陳蔣交惡和決裂，種下了陳嘉庚在戰後親共、袒共的政治路線的苗種。[52] 吳鐵城也正是在這非常時期南來宣慰華僑。因此，外交部檔案也顯示蔣介石在直接或間接回應陳嘉庚之外，也對高凌百1月29日所提應付或緩和陳嘉庚之計，令海外部及僑務委員會洽商辦理，雙方便擬具辦法四項呈奉蔣介石核准後電令駐新加坡總領事館遵照辦理，而接下來即由吳鐵城和高凌百函電商討進行。[53] 這麼說，吳在蔣的指令下根據擬好的辦法處理這件事情，而吳又身在國內，只能由在新加坡的高凌百執行。
從數份無註明日期（1941年2月後）的電稿中，高凌百發函吳鐵城覺得吳所提在籌賑大會打倒陳嘉庚之事恐怕會不利中央，而“上策”是使大會展期而後閩會時將隨後推翻陳。[54] 如此看來應付或緩和陳嘉庚之計似乎是不讓陳嘉庚繼續領導這些在南洋僑界具有影響力的組織。但陳隨之卻發表不繼續當籌賑會主席，當致力於辦僑教華僑師範。高凌百在探虛實下，曾前去挽留，覺得陳態度尚好，不致於走極端，並請吳和蔣介石來電勉慰陳和派人來新加坡指導大會。[55] 陳嘉庚則認為吳鐵城宣慰華僑，其實在於提高黨權，增樹黨力，致有黨與無黨分裂，意見日深，加以陳嘉庚發表陳儀禍閩事，國民黨人不滿，通過報紙攻擊他，而陳不欲爭辯，不願第二次競選南僑總會主席，希望南洋僑胞不在抗戰期間鬥爭。[56] 吳鐵城身為海外部部長掌管國民黨海外黨務僑務，因此有責任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陳嘉庚又指吳鐵城派國民黨常委兼菲律賓代表王泉笙運動南僑總會副主席莊西言勿選陳為主席，但不為其所動。[57]
3月末的南僑三天大會，高凌百報告陳仍任主席，並覺得無能為力改變局勢而要返重慶面告蔣介石。[58] 值得注意的是，高凌百和陳嘉庚的交惡在這次大會正式公開化，一發不可收拾。陳指妄自尊大和狂謬的高凌百亂罵一場，斥責華僑和無黨無派人士。接下來第二天大會陳不請高出席並開始發言攻擊高，繼而抨擊吳棄廣東省而逃、在重慶建豪宅、惡意對待新加坡中正中學校董以及逍遙法外。[59] 高凌百未受邀出席也引起在場國民黨黨員和支持陳嘉庚一方激烈爭辯，最終才邀請高出席監誓時被高所拒。楊進發指這是拒絕總領事高凌百一事，是籌賑總會中一件戲劇性大事。[60] 高凌百3月末的電稿中便通知吳有關陳嘉庚在南僑總會攻擊吳鐵城貪污，前次南來有打倒陳嘉庚企圖，但因見到陳勢力太大而未成，只為顧全其代表委員長地位故未予以攻擊，而陳還誣告高凌百。[61] 陳嘉庚繼而在4月2日南洋各屬福建同鄉會代表大會（也就是閩僑大會）之演詞指吳鐵城貪瀆誤國，丟省（廣東省）且為貪官，而高凌百擁汪（汪精衛）親德（德國）。陳還電呈國府主席林森和蔣介石有關吳鐵城鼓煽分裂、高凌百破壞團結，並將電稿登載在4月7日的《南洋商報》。[62] 遠在重慶的吳鐵城因陳、高兩人公開的激烈鬥爭和爭鋒相對，也被捲入這場罵戰中。因此，吳鐵城非常不滿陳大肆攻擊他，對此曾致函南洋僑領莊西言和黃樹芬等人，提到非常氣憤陳在南僑總會誣告其貪污，並為自己辯白。[63] 但是，另一項說法也顯示吳還是以大局為重，儘量不讓這場糾紛影響華僑的籌賑工作，以免對抗戰建國帶來衝擊。有關這點，楊進發指出蔣介石對陳嘉庚之蟬聯盛怒不已，恫言解散南僑總會，吳鐵城極力勸阻始息。[64] 值得注意的是，陳、高公開爭鋒相對已達白熱化之際，也適逢吳鐵城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可說成了吳在海外部長任內未解決，還延續到上任秘書長之初棘手亟待解決的難題。
六、吳鐵城馬來亞活動之影響和後續發展
最後，吳鐵城此次南洋之行尤其馬來亞的活動，在抗戰時期對國內黨政和馬來亞的海外黨務和僑務所帶來的影響，在他1941年4月2日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後更為明顯。這當中分別是陳嘉庚事件與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首先是吳鐵城與陳嘉庚之間的關係和後續發展。吳與陳的糾葛並不隨著吳升任秘書長而有所停歇。正如前所述，陳在吳卸任海外部部長和上任秘書長之際，對吳和高凌百大肆攻擊，引起吳和高極度不滿。高凌百為此常向吳報告陳及其追隨者之舉動，也提出應對方法。南洋各地黨務負責人也因上級遭受誣告而紛紛表示不滿。馬來亞檳城莊心在和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Batavia）祝秀俠有上函懇請糾正陳嘉庚造謠一事。[65] 這樣看來陳嘉庚提到「南洋各屬黨人及各報等，自被吳鐵城鼓動，國內及香港黨機關，時常從後推促”對付他並非如此，反而陳繼而提到“高凌百及諸黨人，往往藉端向余尋事」更為貼近事實。[66] 南洋另一位與陳嘉庚不和的僑領胡文虎在1941年9月更寫信給吳鐵城及僑務委員長陳樹人辯駁陳嘉庚污衊吳和高凌百之舉動，還提議將籌賑會取消並在掌控的《星島日報》為他們闢謠。[67] 在此之前，高凌百已於5月1日電函吳鐵城，進言為了政府之威信以及繼續獲得海外僑民之尊重，建議各處籌賑會逐漸自動退出南僑總會，而政府同時對陳的行動加以制裁，則大局可挽回。[68] 接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5月7日開會聚談關於南洋籌賑總會問題後，僉議應策動各屬分會脫離該總會關係。議決先由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和海外部妥商辦法，並由海外部派幹員前往南洋秘密辦理。[69] 吳也在當天電高凌百請其秘密策動辦理。[70] 從這裡可看出高凌百的建議獲得黨中央採納，而後交由他親自處理。
國民黨與陳嘉庚的糾葛卻因一事件而有了新的發展。1941年9月間，胡文虎兄弟檢查銀行帳目，揭發了陳嘉庚多年前領導的山東濟南慘案籌賑會帳目不清並有侵吞挪移嫌疑，將給予起訴，但經其他僑領調停才告和解。[71] 在此，楊進發指出山東籌賑會加深了陳嘉庚與胡文虎之交惡，奠下了三十年代陳、胡在華族社會領導權的競爭與分裂。[72] 如此看來陳、胡之糾葛在四十年代初也達白熱化的階段。吳鐵城10月在上蔣介石的報告中認為如果陳嘉庚能公開表示自認（對國民黨及吳鐵城、高凌百）失檢，或可息事寧人，否則應乘此機會取銷南僑籌賑總會。但是，陳並不對此有所妥協。[73] 因此，吳11月初主持的會商南洋僑務問題的會議上決定了要查陳嘉庚侵吞濟案賑款和籌賑會帳目，至於南洋各屬籌賑款項將直匯中央並改設或改組籌賑會。11月末擬定呈蔣介石的行政院指導南洋籌賑工作，就是要實施以上所列事項，並改組南僑籌賑會為馬來亞籌賑會。[74]
該項方案似乎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而無下文，反而趨向於和解。吳在1942年1月14日電駐新加坡的鄭介民，指示注意陳嘉庚的態度，要使他服從中央與助英抗戰，尤其須使陳與共黨決絕。[75] 1月17日的鄭介民電函以及20日，鄭介民與高凌百共同報告吳關於陳嘉庚因數件事，對共黨已厭惡，不再與共黨合作，而向國民黨表示好感，願在該黨指導之下工作，他們正設法讓陳脫離共黨之包圍。吳認為如果真有此事，實屬幸事。[76] 吳鐵城與陳嘉庚之間的糾葛也隨著陳到荷屬東印度躲匿日軍而暫告休止。另外，李樸生更指出當陳嘉庚公子逃難回國，吳即刻匯款接濟，並接到重慶，妥為招待。[77] 這也透露出吳最終只要陳嘉庚不偏向共黨，與國民黨合作，他傾向於化敵為友，不計前嫌接受他。
總的來說，一生為黨國奔波效力的吳鐵城南來不僅要宣慰華僑和敦睦邦交，更要擴展國民黨在海外的力量，以期能凝聚海外華僑，在抗戰非常時期發揮最大的作用，最終達致勝利。因此，如果說吳一開始就要打倒南洋重要僑領陳嘉庚似乎不符合他的意願。綜合一些紀念吳鐵城的文章來看，吳不僅是位腳踏實地，不結黨立派的務實政治家，更具備協調團結各方，容納“五湖四海”人士為其效力的愛才領袖。[78] 在一些論述吳來馬針對陳嘉庚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求證下，我們看到的是吳更像一位協調者。吳初期希望能進行協調，調解在南洋僑界具有巨大影響力但已偏向中共的陳嘉庚和蔣介石、國民黨與國府之間的糾紛，以期不影響馬來亞以至整個南洋華僑正如火如荼通過籌賑和其他方式支持中國的抗戰。吳在馬來亞時，就主動找陳嘉庚面敘，而後上呈蔣介石有關陳的訴求。但事與願違，這些事項仍未完全解決，吳就得回國，而之後當地總領事高凌百上呈的報告卻顯示陳往後的舉動會對黨國有所威脅。因此，吳以黨國為重和抗戰為前提，蔣介石也認同得對陳採取行動下，唯有設法不讓陳繼續領導南洋僑界。可是事情的發展卻因高凌百趨向和強悍的陳嘉庚對立之不當處理方法，使問題未克解決，雙方敵意加深，爭鋒相對更為激烈，還連累吳也成為被陳攻擊的對象。[79] 吳因此也對陳感到氣憤，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遠在重慶的吳無法再次重臨馬來亞親自調解矛盾和敵對狀態，更無法準確了解實況，只好根據當地，尤其高凌百的報告策劃進一步的行動。至於事情發展到難以轉圜的地步時，也就是南洋黨要也群起聲討陳嘉庚，國府實在難以和陳嘉庚合作下，加上吳發覺到陳在籌賑上出現問題，也唯有找其他替代南僑籌賑會的方案。但是，我們還是注意到吳儘量不使糾紛惡化，點到為止，如陳嘉庚自認失檢，可息事寧人。事情最後陳嘉庚可能願意與國民黨合作時，吳感到欣慰，還不避前嫌招待陳回國的公子。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吳較早前在一些關鍵時刻如南僑大會和閩僑大會時親自前來處理，結果是否會不一樣呢？因此，以上事件發展顯示吳鐵城在黨國和抗戰為出發點之下，以大局為重，公私分明，對事不對人，處事得體穩重，也寬宏大量，希望能調解糾紛，化敵為友，以期陳嘉庚回心轉意，和南洋僑界心向國民黨，共同抗戰。
第二方面則是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蔣介石在1941年7月致電吳鐵城有關海外黨務工作極應建立一高級幹部負責統籌辦法並指定吳等十三人為委員，由吳負責召集。[80] 此工作定名為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會議的範圍有四項，分別是決定海外黨務之原則及方針、決定海外黨務一般工作計劃、海外黨部組織人事發生糾紛事項之商討與處理及溝通各方意見。[81] 這說明了蔣介石認可吳之前執掌涉及海外黨務僑務的港澳黨務和海外部之能力與成績，進而讓他處理和統籌海外黨務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該海外中央高層會議在1942年3月破例邀請了新加坡僑領林慶年、王吉士、林謀盛、胡少炎和莊惠泉參與，而林慶年則在4月的會議上參與籌備發起南洋華僑協會。[82] 這顯示了吳對曾經到訪的南洋華僑事務給予高度重視，並和南洋華僑尤其新加坡僑領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進而邀請他們參與討論及決策海外黨務工作
七、結論
綜合以上論述顯示，吳在參訪和進行活動的馬來亞不僅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係網絡，也建構孔飛力所提的“國家製造的走廊”。吳使用人際關係網絡，配合架構起互動的“走廊”，於抗戰艱難時期在互相通報、互相支援、互利互惠中持續與海外如馬來亞地區國民黨和華僑保持聯繫，並維繫黨國和個人影響力，以期能加強黨政的力量。縱觀吳參訪馬來亞對國民黨、國民政府、抗戰、海外黨務和僑務有其正面意義，更能助吳以及黨國進一步擴展在海外尤其南洋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勢力，建立中國和南洋的“走廊”，但吳與陳嘉庚之間的糾紛不免對這些事項帶來一些衝擊和影響，可能也是吳所預料不到的。正如前所述，吳鐵城南巡時正是中國政府與華僑關係的“黃金時代”，無奈僑界雙雄在馬來亞的相遇無法進一步建立友誼，攜手將這關係攀上更高峰，進而對抗戰建國有所助益，無疑成了這獨特時代一大缺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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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中國研究）博士候選人。
本文承蒙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和新加坡教育部學術研究基金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Fund) 提供研究生會議經費，謹此致謝。該文也得到了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陳鴻瑜教授的評論，在此致謝。
[1] 以上吳鐵城簡介，參考張震西撰，<吳鐵城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印《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0），頁74-89；陳秀芳，<吳鐵城>，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七冊：傳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頁148-153；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編，《中國國民黨全書：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891-892；朱傳譽主編，《吳鐵城傳記資料》（臺北市：天一出版社，民68），頁1-5；張明凱，<吳鐵城傳>，《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1期(民國80年12月)，頁239-243；黃百里，<吳鐵城的生平>，《中外雜誌》，第34卷第2期（總第198號）(1983年8月)，頁22；陳士誠，<吳鐵城（一八八八至一九五三）>，《中外雜誌》，第59卷第1期（總第347號）(1996年1月)，頁106-107；蔣永敬撰，本刊資料室收錄<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屆滿百齡先烈先進事略-吳鐵城>，《近代中國》，第57期(民國76年2月)，頁198-199。
[2]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頁85。
[3] 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頁86-87。
[4]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9），頁450。
[5]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動>，頁471。
[6] 有關“走廊”的詮釋，見附註18。
[7] 鄭彥棻主講，<“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專題人物：吳鐵城先生”-憶念鐵老的生平和風範>，《傳記文學》，第29卷第4期（總第173號）(民國65年10月), 頁6。
[8] 《會議記錄》》（簡稱“會”），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1.6；《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1.4；《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3/153.20。
[9] 《會議記錄》，黨史館藏，檔號：會5.2/55.4。
[10] 《五屆七中全會黨務報告》，海外，頁18b，轉引自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9），頁482-483
[11] 祝秀俠，<吳鐵城戰時訪南洋>，《中外雜誌》，第31卷第2期（總第180號）(1982年2月)，頁22；丁慰慈，<中國首位民選縣長-吳鐵城傳奇>，《中外雜誌》，第67卷第3期（總第397號）(2000年3月)，頁110。
[12] 《特種檔案》（簡稱“特”），黨史館藏，檔號：特5/28.4。
[13] Yen Ching 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in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 137.
[14] Yen Ching 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pp. 144-148.
[15]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86），頁639。
[16]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6), pp. xxiv-xxv.
[17]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p. 268, 272.
[18]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p. 372.
[19] 莊心在，<難忘的長官：朱家驊與吳鐵城>，《中外雜誌》，第33卷第3期（總第193號）(1983年3月)，頁15。
[20] Yong, Ching Fatt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6.
[21] Yong and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191-192.
[22]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頁71。
[23] 見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p. v-vi, 379-401, 608-609.
[24] 參<我派員赴馬來亞（馬來西亞）指導黨務>，《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99-0003，入藏登錄號：020000000318A。
[25] 孫碧峯主編，<吳專使演講集>，《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新加坡：南洋印務公司，1941），頁2。
[26] 孫碧峯主編，<吳專使演講集>，頁45-46。
[27] 孫碧峯主編，<告英屬馬來亞僑胞書>，《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頁1；孫碧峯主編，<告別馬來亞僑胞書>，《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宣慰餘聲>頁129-130。該專刊為吳鐵城宣慰馬來亞的特輯，而霹靂也有另出版吳鐵城參訪該地的紀念刊，見<霹靂華僑歡迎吳專使紀念刊>（民國29年8月），《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一(5)/930，縮微號：16J-2963。
[28] 孫碧峯主編，<各埠歡迎動態>，《吳專使宣慰南僑特輯》，頁107。
[29] 據石源華指出，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官方實行特殊的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管建交國家的外交事務，而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非建交國家外交事務，主要是援助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吳鐵城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等職，成為中國官方推行國民外交，援助周邊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主管官員，見石源華，<吳鐵城：周邊國家獨立運動之友>，《世界知識》，第23期(2007年)，頁60。
[30] 有關一三六部隊詳情，參許雲樵主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頁631-634。
[31] 陳崇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聯軍反攻馬來亞敵後抗日紀實：我與一三六部隊》（新加坡：海天發行與代理中心，1994），頁13-14。
[32] 陳崇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聯軍反攻馬來亞敵後抗日紀實：我與一三六部隊》，頁14。
[33]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 609; Yong and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 193.
[34] 祝秀俠，<抗戰期間鐵老訪問南洋簡記>，《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台北市：華僑協會總會，民72），頁57。
[35]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River Edge, NJ: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3），頁365-367。有關陳嘉庚敘述吳鐵城來馬時他和吳的糾葛以及吳在當地的活動，參該書，頁363-368。
[36]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Teaneck：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0），頁 296。
[37]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p. 163.
[38] 詳文見李樸生，<吳鐵城與陳嘉庚間一段僑務公案>，朱傳譽主編《吳鐵城傳記資料》（臺北市：天一出版社，民68），頁54-55。
[39] <汪政權海外活動破壞抗戰>，《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14-000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497A。
[40] 《南洋商報》1940年12月26日。
[41]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297。
[42]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298-300。
[43]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臺北市：國史館，2010），頁210-211。
[44]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
[45]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0。
[46]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20。
[47]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37。
[48] 《南洋商報》1941年2月5日。
[49]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月》，頁447。
[50] 薛月順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4，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臺北市：國史館，2010），頁112。
[51]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69。
[52] 楊進發著，《楊進發卷：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134-135。
[53]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該信函並未列出蔣介石下令的日期，也沒列出有關的四項辦法。
[54]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4。
[5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7。
[56]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2-373。
[57]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73-374。
[58]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3。
[59]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80-383。
[60]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頁126。
[61]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
[62]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48；《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5。
[63]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4。
[64] 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300。
[6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6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63。
[66]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頁394。
[67]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8；《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59。
[68]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7。
[69]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607-0017，入藏登錄號：020000001589A。
[70]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31。
[71]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40。
[72] 楊進發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頁164。
[73]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37；《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3.32。
[74]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49；《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20/1.3。
[75]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11。
[76] 《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29；《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18/2.26。
[77] 李樸生，<吳鐵城與陳嘉庚間一段僑務公案>，頁55。李樸生並未說明陳嘉庚那位公子逃難回國。
[78] 詳文見黃少谷，<懷念吳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台北市：華僑協會總會，民72），頁2-3；鄭彥棻，<我所崇敬的鐵城先生>，《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5；余建中，<鐵城先生之勳業>，《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37；梁子衡，<我心目中的吳鐵老 – 為紀念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而作>，《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80；潘衍興，<哲人日遠– 為紀念鄉前賢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而作>，《吳鐵城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集》，頁90。
[79] 楊進發指陳嘉庚或可說是一位最強悍，最無私及最具公眾意識的華僑人物 ，見楊進發著、李發沉譯，《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頁389。
[80]《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59。
[81]《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58。
[82]《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84；《特種檔案》，黨史館藏，檔號：特8/3.87。